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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消極方面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領教最多的人才最能欣賞，這就是超脫老猾者的力量。
和平主義
我們一直在討論中國人三種最惡劣的特點。這些特點使他們失去了組織活動的能力。我們看到這些特點來源於他們對生活的總的看法，這種看法既老成又精明，它的特徵是容忍乃至麻木不仁。很明顯，這種人生觀不無優點，它是老年人的美德，他們既無野心又無慾望地立於世上，他們閱歷豐富，時刻準備接受生活所給予的一切，但同時又堅決主張在命中註定的環境下享受幸福體面的生活。
由於中國人是富有經驗不易動情的人，他們很嚴肅：他們不像基督徒那樣假裝生是為了死，也不像西方的許多先知那樣想在地球上建立什麼烏托邦。他們知道這個世俗的生活充滿了痛苦與不幸，他們只不過是想駕馭它，以便和平地工作，大度地忍受，幸福地生活。中國人缺乏西方人的一些高尚品德，比如豪爽、雄心、改革熱情、參與精神、冒險意識、英雄膽略等等。他們不會對攀登勃朗峰和去北極探險發生興趣。使他們極感興趣的是這個世俗的塵世，他們為此堅韌不拔、鍥而不捨，並且很富有責任感和冷靜頭腦。他們歡樂、幽默、大度、心平氣和，具有那種在艱苦環境下也能找到幸福的無與倫比的天才（我們稱之為知足常樂的精神），正是這些精神使他們得以享受這個平凡的生活。這些品質中最主要的是和平主義與豁達大度，它們標誌著老成溫厚的文化，這是當代歐洲所缺乏的。
事實上，我們縱觀當代歐洲，似乎可以看到它煩惱的並不是缺乏“精明的才幹”或腦力活動的能力，倒是缺少一點老成圓熟的智慧。我們有時思忖，隨著時間的推移，歐洲或許會多少戒除點兒自己烈性的青年氣質，減少自己腦力活動的能力並縮小思考的範圍，以便在科學再進步一個世紀、世界變得更小的時候，能夠學著對生活對別人抱有寬容的態度。當然也有失去歐洲人本色的危險。他們或許會學得少一些鋒芒，多一點圓熟。我相信會發生這種變化，但變化的原因不是什麼高明的理論，而是一種善謀自存的本能。那時西方也許會學到並相信少專斷多寬容的好處，因為世界變小了，寬容就成為急需的了；那時他們會減少謀求進步的慾望，增加理解生活後的焦慮；那時將有更多的人樂於傾聽“函谷關老人”的聲音。
依照中國人的觀點，和平主義並非什麼“高貴”品德，它只是一般的“善”行和常識而已。如果我們只有今生的世俗生活而沒有來世，那麼我們想得到幸福就得先心平氣和。根據這個觀點，西方人獨斷專行、坐立不安的精神只不過是未成熟的青年人的標誌。對東方哲學深有造詣的中國人可以看到歐洲的這種幼稚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臻成熟。
也許很奇怪，在異常精明的道家哲學中，“寬容”一詞總是出現。我認為寬容是中國文化最偉大的品質，它也將成為成熟後的世界文化的最偉大的品質。要學習寬容，人們就要學一點道家的那種感傷與憤世嫉俗。真正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的人常常是心腸最好的人，因為他看到了生活的虛無，又由此生髮出一種普遍的憐憫和同情。
和平主義也是建立在人類對生活的高度理解之上的。如果一個人學一點憤世嫉俗，他就會對戰爭多一點反感，這也許就是為什麼所有有知識的聰明人都是膽小鬼。中國人是世界上最不會打仗的人，因為他們是聰明的種族，是由玩世不恭的道學與強調和諧為人生理想的儒學所培養所左右的民族。他們不去拼命搏鬥，因為他們是最工於心計，最自我陶醉的民族。一個普通的中國孩子就知道一個頭發斑白的歐洲政治家所不知道的東西：無論國家個人，打仗總有死傷。中國持不同政見的黨派也最容易恢復理智，那種教人經常計算得失的哲學也教會他們要盡少吵架，一旦吵了也要儘快妥協和解。這個超脫老猾的哲學既教會中國人在艱難時世下要忍耐，採取消極辦法進行對抗，同時也警告他們要防止成功時的驕傲與自以為是。中國有不少勸人凡事適可而止的格言，如：“錢財不可用罄，福分不可享盡”。過分武斷或盡職盡責的人被稱作“鋒芒過露”，被認為是粗鄙行為和倒臺的先兆。英國人認為“不打已倒之人”，是為了尊重公平比賽的原則。中國人的類似說法“不要欺人太甚”則純屬一種文化素養，我們稱之為“涵養”。
對中國人來講，凡爾賽和約豈止是不公平，簡直是粗鄙和缺乏“涵養”。如果法國人在他們勝利之際有一點道家修養的話，他們就不會用凡爾賽和約騙人，因而他們現在的睡眠也就不會這樣不安穩。然而法國還很牛輕，德國也會幹出這種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