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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來的。法德兩國總是試圖將對方踩在自己的鐵蹄之下，這種極端的愚蠢竟沒有意識到。說也難怪，克雷孟梭何嘗讀過老子的著作，希待勒也沒有。所以讓他們去鬥吧，道家則只是旁觀，只是莞爾一笑。
中國人的和平主義多半也是出於稟性和對人生的理解，中國的小孩子在街上打架的遠沒有西方多。作為一個民族，儘管我們不停地打內戰，可我們該打的比實際訂的要少。如果把美國人放在我們這樣的腐敗政治之下，那麼他們在過去的20年中會有30次而不是3次革命。愛爾蘭現在太平了，因為他們過去打得很兇；我們今天還在打，因為我們打得還不夠兇。
中國的國內戰爭也井非真正意義上的戰爭，迄今為止所有的內戰皆無值得誇耀之處。沒人知道徵兵的事情，當兵的只是些沒有別的辦法餬口的窮人，他們並不想打仗。那些將軍們之所以對打仗有興趣，是因為他們自己用不到去衝鋒陷陣。每次大的戰役總是銀元得勝，儘管得勝的英雄還可能在聲聲禮炮中披紅掛綠、凱旋迴城。那些炮聲很像戰鬥的炮聲，很有典型意義：在人與人的爭吵中、在內戰中，都是這種喧鬧聲代表爭鬥的實質。人們在中國不可能目睹戰爭，只能耳聞，我就聽說過兩次戰爭：一次在北京，一次在廈門，聽來都很使人滿意。通常是較佔優勢的一方嚇退了劣勢的一方，一場在西方國家可能是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這裡一個月就宣告結束。被打敗的將軍，根據中國人公平競賽的原則，將被給予10萬美元的旅資，派去“調查歐洲的工業情況”。因為勝利者完全明白，在下次內戰中，自己可能會有用得著這位失敗者的地方。下次時局一轉，十有八九你會看到上次的征服音與被征服音像結拜兄弟一般坐在同一輛汽車裡，這就是中國的“涵養”之美。與此同時，人民卻與這些事情毫不相干，他們永遠厭惡戰爭。在中國，好人從來不去打仗，因為“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
知足常樂
凡是到中國旅行過的人，特別是那些固執地到過為訪問者所罕至的中國內地的人們，無不為中國勞苦大眾低劣的生活水準所震驚。尤其使他們感到不可思議的是，中國人在這種條件下居然頗感快樂和滿足。即使像陝西那樣鬧著饑荒的省份，這種自足精神也十分普遍，只在極端情況下才有例外。即使現在這樣，陝西的一些農民仍然可能笑得出來。
外國人眼裡所謂中國人的苦難，其中不少無疑出於他們用扭曲了的歐洲標準來衡量中國所產生的誤解，這種標準認為沒有暖氣燒得過熱的房間、沒有收音機，一個人就無法幸福地生活。如果這種標準正確，那末1850年前世界上就不可能有什麼幸福的人存在，而在美國生活幸福的人也就應該比“舒適的”巴伐利亞為多。在巴伐利亞，當時幾乎沒有什麼可以摺疊、能夠旋轉的理髮椅，更沒有什麼開關按鈕之類的東西，中國農村的開關按鈕就更少了。在先進的上海，還有可以稱為真正的“椅子”的老式理髮椅，這也仍可見於倫敦的國王大街和巴黎的蒙馬特區。就我而言，則更傾向於認為坐在真正椅子上和睡在真正的床上（而不是沙發）的人更為幸福。那種根據一個人每天撳多少機器按鈕來衡量文明程度的標準肯定是虛偽的。因此，中國人許多所謂自滿自足的神話都是西方人臆想的結果。
然而事實上在相同條件下，中國人比西方人也許更容易滿足，不管哪個階層。無論是知識階層還是勞苦大眾，都有這種快樂知足的精神，這也是中華民族傳統滲透的潔果。這種精神可見於歡快饒舌的北京黃包車伕身上，他們一路上總是談笑風生地逗樂，很想讓同伴遇到什麼難題，自己也好開開心；這種精神也可見於那些氣喘吁吁、汗流俠背地用山轎把你抬上牯嶺山頂的苦力身上；這種精神還可見於四川那些拉船逆急流而上的縴夫身上，他們每天所能掙到的錢，除了吃兩頓簡單卻還滿意的飯菜之外便所剩無幾。根據中國人知足的理論，無憂無慮地吃一頓簡單而滿意的飯菜已是莫大榮幸。正如一位中國學者所云：“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
知足與“和藹”、“和氣”等詞語相類似，新年都被寫上紅紙，貼上大門。知足是勸人中庸，它也是“有福莫享盡”這種人類智慧的一部分，類似明代某位學者所謂“享清福”。老子有句格言至今流傳：知足不辱。另一個說法是“知足者常樂”。在文學作品中，知足往往是對鄉村生活和樂天派的讚美，在所有的詩歌和私人書信中都能找到這種情緒。我隨意翻閱了一些明代學者的書信集，看到陸深寫給友人的信，其中寫道：
〖晚將有佳月，別具畫肪，載鼓吹同泛如何？昨致湖石數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