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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就是純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5千字的《道德經》包含了對超脫老猾哲學思想的凝鍊敘述，這樣精闢的著作再也找不到第二部了。道家學說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實踐中都意味著某種超脫者猾者的麻木不仁，該受詛咒的充滿破壞性的懷疑主義，對人類干預的嘲笑態度，對所有人類制度、法律、政治及婚姻失敗採取的嘲笑態度。這主要倒並不是因為缺乏毅力，而是因為缺乏信仰。這是一種與孔子的實證主義相抗衡的哲學，用來彌補儒家社會的不足，起一種安全閥的作用。儒家的世界觀是積極的，而道家的世界觀則是消極的，這兩種奇怪的元素放在一起提煉，則產生出我們稱為中國人性格的這種不朽的東西（在對待人生的消極態度上，佛教不過是道教的一種狂熱的形式罷了）。
於是，所有的中國人在成功時都是儒家，失敗時則是道家。我們中的儒家建設、奮鬥；道家旁觀、微笑。一箇中國人在位時說道論德，閒居時賦詩作詞，並往往是頗為代表道家思想的詩詞。這就是為什麼差不多所有的中國文人都寫詩，為什麼他們幾乎所有的集子中，詩歌佔了大部分的篇幅，並且是較散文寫得好的。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家思想像嗎啡一樣能神奇地使人失去知覺，於是便有神奇的鎮定作用。它減輕了中國人的頭痛病與心臟病。道家的浪漫主義，它的詩歌，它對自然的崇拜，在世事離亂時能為中國人分憂解愁，正如儒家的學說在和平統一時作出的貢獻一樣。這樣，當肉體在經受磨難時，道家學說給中國人的心靈以一條安全的退路，一種寬慰。僅僅道家的詩歌就可使儒家嚴格的生活模式變得可以忍受，它的浪漫主義使得中國文學不至於變成只是為帝王歌功頌德，或一般道德說教那樣的陳詞濫調。所有好的中國文學，所有有價值的、可讀性強、能使人心靈欣慰的中國文學，基本上都充滿了道家精神。道教與孔教是使中國人能夠生存下去的負正兩極，或曰陰陽兩極。
中國人在本性上是道家，文化上是儒家，然而其道家思想卻更甚於儒家思想。作為一個民族，我們偉大到可以根據揚善懲惡的基本原則制定至高的法典，但我們也可以偉大到不信任律師，不信任法庭，95％需要訴諸法律的糾紛是在法庭外面解決的。我們偉大到可以制定相當繁縟的禮節，然而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把這些禮節看作生活這個大玩笑的組成部分：中國人舉行葬禮時的大吃大喝，鑼鼓喧天，即可證明這一點。我們偉大到可以聲討罪惡，但同時對罪惡又可以無動於衷，不感到大驚小怪。我們偉大到可以發起一系列的革命運動，但也偉大到善於和解，並回頭再重複以前所反對過的統治制度。我們偉大到可以精心製作一套完整的對官員進行彈劾的制度、行政管理制度、交通制度、圖書閱覽制度，但我們也偉大到可以打碎所有的制度，不理睬這些制度，繞過這些制度，和制度開玩笑，駕馭這些制度。我們並不給大學生們講授政治學課，教他們政府應該如何工作，我們只讓他們看看我們市政府、省政府、中央政府實際在做什麼就可以了。不實際的理想主義對我們毫無用處，因為我們對空想的神學缺乏耐心。我們並不教導我們的青年成為上帝的兒子，但我們教他們做一個清醒正常的人。因此，我們才相信中國人基本是人文主義者，基督教在中國註定要失敗，除非它改頭換面得令人難以認出本來面目，否則不可能被人接受。基督教教義中確能為中國人接受的部分是基督的訓諭“像鴿子一樣無害於人”，但是要“像蛇一樣機智”。因為這兩項品德——鴿子一樣的溫柔與蛇一樣的機智——正是超脫老猾者的特徵。
一句話，我們既認識到人類努力的必要，又承認人類努力的徒勞，這種總的心態使人傾向於發展一種消極防禦策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在這個原則下，中國的人與人之間的所有裂痕都得以彌補，所有的計劃都得以調整，所有的改革方案都被打了折扣，直至有了和平，每人碗中都有了飯吃。“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這是我們的另一個諺語，意思即英語的“不要惹事”，“別去惹醒睡著的狗”。
於是中國人就這樣地生活著，極少鬥爭，也極少反抗。這就發展了某種平靜的心靈，使得人們能夠忍氣吞聲，並與自然和諧一致。這也發展了某種防禦策略，這種防禦策略比進攻策略還可怕。你到一餐館就餐，飢腸轆轆，飯菜卻遲遲不來，你可以再喚飯店的夥計，如果他態度粗暴，你可以找飯店經理發點脾氣。但是如果他嘴上非常文雅他說，“來了、來了”，但是腳上卻一動不動，你簡直一點辦法也沒有，只能做點祈禱，或者也非常文雅地罵幾聲。簡而言之，這就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