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愛的安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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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過這個難題：我希望我的孩子敢為自己的價值信仰去挑戰權威，但是有些權威可能倒過來傷害你，所以我應該怎麼教我的孩子“威武不能屈”而同時又懂得保護自己不受傷害？這可能嗎？

那天，一面吃炸醬麵，一面我是這麼告訴十五歲的菲力普的：你將來會碰到很多你不欣賞、不贊成的人，而且必須與他們共事。這人可能是你的上司、同事，或部屬，這人可能是你的市長或國家領導。你必須每一次都做出決定：是與他決裂、抗爭，還是妥協、接受。抗爭，值不值得？妥協，安不安心？在信仰和現實之間，很艱難地找出一條路來。你要自己找出來。

你呢，安德烈？你小時候，球踢到人家院子裡都不太敢去要回來，現在的你，會怎麼跟菲力普說？

又：我去徵求菲力普的同意寫這個故事，他竟然很正經地說，他要抽稿費的百分之五。這傢伙，很“資本主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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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封信　我是個百分之百的混蛋

MM：

我在前封信裡說，我覺得在我們這個時代裡，好像沒什麼好“反叛”的。昨天我去看了場電影，想法有點改變。

這個德國片子叫做《好日子過去了》。三個年輕人，覺得社會很不公平，想繼續七十年代德國左派“赤軍連”的革命精神，只不過，“赤軍連”用暴力試圖去實現他們的理想，這三個人想用非暴力的方式。他們闖進富人的豪宅，但是不拿東西也不破壞，只是把豪宅裡的傢俱全部換位，然後留下一張紙條，“好日子過去了！”他們“恐嚇”富人的意思是：“再多的錢也幫不了你們，我們進來了。　”

三個人之一用自己的破車曾經撞到一個富人的賓士車，所以欠了一筆修車賠款。有一天夜裡，發現他們所闖入的豪宅正巧是這名賓士車主的家，正巧他們又被這個人撞見、認出了。所以他們不得已只好將這人“綁走”，也就是說他們成了“綁匪”。

躲在阿爾卑斯山的破木屋裡，幾個人開始交談。他們發現這名富人竟然也曾經是個六七十年代的“憤怒青年”，曾經充滿改造社會的理想和鬥志。三個人逐漸反省，覺得他們的“綁架”行為其實不符合他們所立下的理念，想把人放走；而被綁者回憶起自己的“憤怒”歲月，也表示不會報警，而且債也不要討了。

但是富人一回到自己熟悉的環境，卻改變主意，馬上報了警。警察循線追到了三人的住處，發現已經搬空，只留下一張紙條，上面寫著：“有些人，永遠變不了。　”

電影的最後是這三個人闖進一個電視臺，把頻道關閉。他們認為電視是愚民最徹底的工具。

這是一個關於階級跟貧富差異、社會公義的電影。

我是和老爸一起去看這電影的。老爸開著　BMW745的車，我穿著一件　Ralph　Lauren的白襯衫，我們住的小鎮，是全德國平均收入最高的小鎮——那我不正是這電影中的“壞人”嗎？世界上有那麼多人在餓死的邊緣，我們開豪華的車是不是不道德？有些人做一天的工還賺不夠吃的，而我只是上學，什麼工都不必做，生活舒服得像個小王子一樣，我可不可以心安理得呢？我也知道，電視在操縱、玩弄人的思維和價值觀，但是我繼續坐在那裡看電視。我也知道，物質滿到一個程度，就失去意義，但是我仍舊享受物質的滿。

這個世界，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值得“反叛”的東西了呢？這個社會是不是真的，如我前封信所說的，沒有什麼不公不義值得我們去“革命”，沒有什麼理想和價值值得我們去行動呢？

我想是有的，還是有的。

好，那我能幹什麼？電影中三個革命者之一說，他完全看穿了這個虛擬的　Matrix一樣的社會體制，而他拒絕與這個虛假的　Matrix共存，所以他採取了行動。我呢？我只能看得出這個虛擬的結構的一部分，而且我還能忍受它——或許因為我閉上了眼睛，因為我不願意看見問題，不願意看見問題，問題就變得抽象。我的解決方案就是對問題視若無睹，假裝看不見——如果我能把思想關掉更好。

但是，如果我決定把眼睛開啟，看見世界的不公不義，我能怎麼做呢？我活在一個民主社會里，說是資訊開放，價值多元，電視、網路、報紙，每天都在影響我，但是，當你真正想要知道你能做什麼的時候，他們告訴你，嘿，你要自己決定，因為這是民主。

前面當我在談年輕人的自由的時候，我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對我來說是“很多”），他們似乎都有同感，就是，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