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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我。你瞧，我什麼都不瞞你。我本來可以自己挖個坑，把土豆藏起來，可你瞧外面什麼天氣。我明白過來已經晚了，冬天到了。一個人幹不了。給我挖個坑，我不會虧待你。咱們烤乾了，倒進去。’
“我給她挖了個坑，為了藏得嚴實，挖得下邊寬，出口窄，像個瓦罐。坑也用煙燻幹、燻熱。那天正颳著暴風雪。把土豆藏好，蓋上土，該做的都做了。一點痕跡都沒有。我當然沒對任何人說起挖坑的事，對媽媽和妹妹們都沒說。決不能幹那種事呀！
“就這樣，剛過了一個月，她家就被人搶了。從布依斯科耶村來的人經過那裡，他們說，大門敞開，全部東西被洗劫一空。寡婦不見了，那隻名叫‘大嗓門’的狗掙脫了鎖鏈，跑了。
“又過了些日子。到了新年前後，聖誕節前，冬天頭一次解凍的日子，下起了暴雨，衝淨了土丘上的雪，融化到地面。‘大嗓門’跑來了、用爪子在露出的地面上刨起來。那兒便是埋土豆的坑。它扒開溼地，往上刨土，刨出穿著系鬆緊帶皮鞋的女主人的腳。你瞧多可怕！
“韋列堅尼基鎮的人都可憐寡婦，為她祈禱。誰也不懷疑哈爾拉姆。又怎麼會往他身上想呢？怎麼可能呢？倘若是他乾的，他哪兒來的膽子留在韋列堅尼基鎮，在鎮子裡大搖大擺地走呢？他早跑得離我們遠遠的了。
“村子裡好鬧事的富農對行兇的事很開心。他們要把村子攪亂。瞧吧，他們說，城裡人乾的好事。這是對你們的教訓，懲罰。別藏麵包，理土豆。他們這群混蛋反覆說，樹林子裡有強盜，彷彿看見小村子裡來了強盜。實心眼的人們！你們別再聽信城裡人的話了。他們這是要給你們厲害看呢，餓死你們。要是願意村子好的話就跟我們走。我們教會你們長點腦子。他們把你們用血汗掙來的東西奪走，查封，你們呢，就把餘糧藏起來，連一粒多餘的麥子都沒有。如果出事就拿起耙子。誰反對村社就當心點。老傢伙們吵吵開了，吹牛，聚會。好搬弄是非的哈爾拉姆要的就是這些。他把帽子往懷裡一揣就進城了，到了那兒一報告。你們知道村裡在幹什麼嗎？可你們坐在這兒子看著？需要成立貧農委員會。發話吧，我馬上就把兄弟同兄弟劃分開。可他自己從我們村裡跑了，再沒露過面。
“後來的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誰都沒暗中使壞，誰都沒有錯兒。從城裡派來紅軍戰士。設立了巡回法庭。頭一個審問的便是我。哈爾拉姆散佈了我很多壞話，說我逃跑過，逃避勞役，煽動村裡人暴動，殺死了寡婦。把我鎖了起來。幸虧我撬開地板，溜走了，藏在地下的山洞裡。村子是在我頭上燒的——我沒看見。就在我頭上，我親孃跳進冰窟窿裡了，我當時並不知道。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發生的。他們分給紅軍戰士一座單獨住宅，招待他們喝酒，把他們灌得爛醉如泥。夜裡木小心燒著了房子，把臨近的房子也引著了。村裡的人，誰家房子著了火，都逃了出去，外來的人，雖然沒人放火燒他們，卻明擺著都一個個活活燒死。誰也沒把遭了火災的韋列堅尼基鎮的人從燒焦的房子裡趕走。他們害怕再出什麼事自己逃走了。黑心的富農們又散佈謠言，十歲以上的男人統統槍斃。我爬出來的時候一個人也沒碰見，都跑光了，還不知道在什麼地方流浪呢。”
醫生和瓦夏在一九二二年春天，新經濟政策開始的時候，走到莫斯科。天氣晴朗而溫暖。照耀著救世主大教堂的陽光，灑在鋪著四角石塊、石塊縫隙里長出雜草的廣場上。
取消了禁止私人經營的命令，允許嚴加限制的自由貿易。只限制在舊貨市場上進行舊貨交易。它們只在規模極小的範圍內進行，這種極小規模的貿易助長了投機活動，造成人們舞弊。生意人的這種小規模的投機倒把活動沒增加任何新東西，對緩和城市的物資辰乏毫無益處。這種無意義的十幾次的倒賣卻使有的人發了財。
幾個極其簡陋的圖書室的所有者，把書從書架上取下來，運到某一個地方。他們向市蘇維埃申請開設一家合作書店，並請求批給他們開業場地。他們獲准使用革命最初幾個月便關了門的空閒的鞋店倉庫和花店暖房，便在它們寬闊的屋頂上出售他們所蒐集到的幾本薄書。
教授夫人們先前在困難的時候違背禁令，偷偷出售烤好的白圓麵包，現在則在這些年一直被徵用的腳踏車修理鋪公開出售。她們改變了自己的立場，接受了革命，說話的時候用“有這麼回事”代替“是的”或“好吧”。
尤里·安德烈耶維奇到莫斯科後說：“瓦夏，你該乾點事兒。”
“我覺得我該唸書。”
“那還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