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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組織有預謀地向黨和社會主義發起進攻”，不幸的是，溫州炒房團頑固不化，“有組織有預謀”的惡性至今不改。
溫州炒房團的“罪孽”如此深重，使我們不得不對作為其重要“罪證”之一的“炒房路線圖”認真考證一番了。此圖曾被大小媒體津津樂道地廣泛引用，對其描述也基本一致：
溫州炒樓者按照房產升值空間及市場環境等因素，把全國房產市場分成四個等級，依次梯度推進炒作。
一級市場是上海、杭州、北京等鑽石級城市，房價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級市場是東部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大連、煙臺、南京、蘇州、福州等城市，房價在4000—5500元∕平方米；三級市場是東西部結合地帶的省會城市或西部經濟發達城市，如武漢、長沙、合肥、南昌、成都、烏魯木齊等，房價在2500—4000元∕平方米；四級市場是經濟地位和地理位置均比較特殊的地級城市，如廣西桂林、安徽黃山、海南三亞等，房價在1000—2500元∕平方米。
這樣的路線圖不禁讓人浮想聯翩，就像是解放戰爭中的三大戰役，一野、二野、四野根據來自延安的戰略部署，在遼瀋、平津、淮海的廣袤土地上縱橫馳騁，分割包圍，彼此呼應，百戰百勝。溫州炒房團的強大和兇悍由此暴露無遺，這不是“有組織有預謀”又是什麼？
問題是，如此縝密完美的“炒房路線圖”是怎麼出籠的，究竟是誰的傑作？雖然有小範圍抱團集聚秉性，但總體上仍屬各自為政的溫州炒房者是否真能將全國一盤棋運作自如？一次極偶然的聚會，一次新聞同行間隨意的閒聊，使一連串的疑問煙消雲散。
向我揭開謎底的劉建生（化名）是溫州媒體圈頗具聲望的資深人士，新聞人的職業敏感使他對家鄉人的全國炒房現象興趣盎然，他一直期望能與高層智者就這一話題作深入的探討。終於有了機會。2003年8月，劉建生接到邀請，飛赴昆明參加中國住交會主流媒體宣傳聯盟昆明年會。春城最豪華的佳華·威思汀酒店流光溢彩，大腕雲集：中國房地產業協會、建設部住宅產業化促進中心的高官來了，北京華遠集團總裁、住宅產業商會輪值主席任志強，北京萬通集團總裁、中城房網輪值主席馮侖等名聲早已如雷貫耳的中國地產領袖們來了。國內房地產業的各種資訊撲面而來，劉建生的大腦皮層異常興奮，他深知，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充電機會。
會議間隙的晚上，他叩開了一位地產領袖人物的房門。一杯濃茶入口，思想開始飛揚。大腕終究是大腕，談論什麼都能高屋建瓴、縱覽全域性：“溫州購房團是溫州經濟和溫州人富有活力的最新表現，必將成為中國房地產市場迅猛發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說溫州購房團的整體構架和未來走勢，我認為將會呈現出梯度清晰的多級化市場，一級市場是……”劉建生自始至終都聽得極認真，唯恐遺漏了一個字。辭別這位領袖人物後，他又將關於溫州購房團全國多級化市場劃分的新鮮理論一一求教於到會的其他幾位地產大佬。“炒房路線圖”終於日漸清晰完善起來。
這一“思想者的結晶”堪稱劉建生參加本次年會的最大收穫。帶著這一收穫，劉建生回到溫州。依然是一波波前來溫州試圖發掘“猛料”的媒體記者，接待、介紹、交流，劉建生樂此不疲。以他為資訊中心圓點，經由媒體傳播，“炒房路線圖”一說就如同池塘中的漣漪快速地擴散，並最終衍變成“溫州人民的又一偉大創舉”。
分析至此，如果我們就此認定“炒房路線圖”與溫州炒房者毫無關聯顯然會過於武斷。他們沒有這麼去規劃宏圖，不等於他們不會這麼去做。
支撐“炒房路線圖”的還有一個民間流傳的所謂溫州炒房團“37。5℃”理論。其大意是，37℃是一個人的正常體溫，37。5℃則表明人開始出現低燒。而溫州炒房團往往是在某個城市房價出現37。5℃低燒的最佳時機切入，並手持大量房源等待房價的不斷高燒升溫。到了39℃任何人都燒得快不行了，房價也將會到達危險的拐點，此時，溫州炒房者必然及時脫手抽身，轉而尋找另一個37。5℃方興未艾的城市。如此迴圈往復，一級、二級、三級、四級房產市場梯度推進也就順理成章。有人進而算了這樣一筆賬：以一位溫州炒房者持有100萬元炒房資本計，當上一級房產市場房價已漲到一定高點，100萬元只能炒一套房子，而且房價進一步上漲空間不大；如果他及時轉向房價較低的下一級市場，同樣100萬元就可以炒幾套房子，房價上漲空間也更大，投入產出比顯然不可同日而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