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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收到的。信寄自他當時所在的上海，無論是郵戳還是裡面的日期簽名都是一月十七日，即科洛先生不幸去世的那一天。信件確實是科洛先生親筆所寫，這已經得到驗證。”
他把白底藍邊的航空信防在桌面上。航空信看上去有些像是從殮屍布裁剪下來的一角。
“這封信——這封作為最後遺囑的信裡，主要提到了三個人的名字。分別是我，德·雷米卡埃夫人，以及徐先生。”律師說，“可能徐先生對我和德·雷米卡埃夫人還不太瞭解，這裡還是說明一下為好。雷米卡埃夫人是科洛先生多年的朋友，而我，紀堯姆·拉韋爾，如您所知，是名律師，長期以來一直為科洛先生做些與法律有關的事務。
“遺囑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裡，科洛先生委託德·雷米卡埃夫人，將他名下的所有個人財產捐獻給某慈善醫療基金會。第二部分是我的工作，他委託我處理與唱片公司的合約問題，將已灌製部分的曲目版權收回，停止唱片發行計劃。至於這第三部分，正是關於您的，徐先生。科洛先生希望您能接受一件禮物。也許不能說是禮物，因為這並非是世俗意義上的貴重物品，而且還有附加條件。條件就是這件物品必須由您親自來巴黎取得。倘若徐先生不願接受這個條件，那麼，這部分的遺囑自動取消，該物品將被銷燬。”
律師講完，把信從桌面上推了過來。
“這部分遺囑的情況，我已經在信裡和電話裡大致講給您聽過。如果您對此還有所疑問的話，可以看看科洛先生寫的信箋原件。”
我接過信，抽出信箋。信寫的不長，只有一頁，如律師所說，內容共分為三部分。第三部分寫到了我
“……我希望徐先生能接受一件對我個人而言重要，而非世俗意義上的貴重的物品。不過，該物品必須由徐先生親自來巴黎取得，若他不願領取，該物品銷燬。……”
信內有一張我的名片。正是一月十六日晚上我採訪讓－雅克·科洛時給他的那一張。律師大概就是靠著這張名片聯絡到了雜誌社，從而把信轉給了我。
讀完後，我沒有說話，直接把信交還給拉韋爾律師。我有許多話想問，卻不知該從哪裡問起。
“科洛先生所說的物品，已經由德·雷米卡埃夫人帶了過來。既然您已經來到了巴黎，遵循了科洛先生提出的條件，那麼，現在就請您接受這件物品。”
雷米卡埃夫人開啟隨身攜帶的淺黃色皮包，從裡面取出一個黑色的方盒，從外形看，很像是磁帶盒。她把黑色方盒遞給了我。
這確實是磁帶盒。
我把磁帶盒拿在手上端詳了一會，將其開啟，裡面有盤磁帶，黑色的卡式錄音帶。磁帶從外形上看來普普通通，與人們日常用來錄音或著播放的卡帶是同一種規格尺寸。我抬起頭，視線落在古董鐘的下方，那裡有一套落地式音響。
“可以嗎？”我問拉韋爾律師。
“當然。”
律師頗有風度地點點頭，從我手中接過磁帶，走過去接通音響電源，把磁帶放入卡槽裡，按播放鍵。磁帶啟動。音箱裡傳出沙沙的空帶運轉聲。如此過了二、三分鐘，這種令人窒息的沉默沒有出現任何變化。磁帶的卷軸確實在轉動，帶子勻速地從左方的卷軸纏繞到右方的卷軸。沒有任何聲音出現。
雷米卡埃夫人看了看我，似乎想對我說什麼，但她最終沒有開口。辦公室裡的三個人誰也不說話，只是默默地看著磁帶卷軸的轉動。外面的走廊傳來高跟鞋清脆的腳步聲，漸行漸遠。大約二十分鐘後，磁帶的一面走到了盡頭。律師按停止鍵取出黑色磁帶，換入另一盤磁帶。幾乎同時，席琳·迪昂的《芭蕾》響起。音響看來沒有問題。再換入黑色磁帶的另一面，啟動，還是一片寂靜。
在一片寂靜之中，磁帶的另一面終於也走到了盡頭，依然是空白一片。磁帶裡毫無內容。
鋼琴家讓－雅克·科洛留給我的，是一盤沒有錄過音的空白磁帶。
簽完一些手續檔案，遺囑的事已告一段落。我原來想再詢問一下關於遺囑和磁帶的事，但又不知道該怎麼問，於是起身告辭。律師既沒有解釋什麼也沒有多問什麼，只是以一種飽含風度的沉默送我到了樓下。我們握手告別。
剛跨出事務所的大門，雷米卡埃夫人從後面叫住了我。
“請梢等一下，徐先生。”
“您有什麼事麼，夫人？”
她搖了搖頭，走到我身邊。
“您現在去哪裡？”
“去對面的咖啡店等一位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