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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
過街的綠燈亮了，我們一起走過車行道，來到咖啡店外。露天座位上看不見薇奧萊特。她好像還沒來。
“朋友不在？”雷米卡埃夫人問。
“也許吧，我沒有看見她。”
“那我們一起喝杯咖啡怎麼樣？一邊等你的朋友。”
我點了點頭。我們在白色帳幕下的露天座位坐了下來。雷米卡埃夫人要了加菊苣的純咖啡，我要了摻巧克力的卡布基諾。天空雖然有些陰雲，但沒有起風，大概不會下雨。店內放著MICHEL DREJAC演唱的“PARLEZ MOI D’AMOUR”，留聲機時代的經典香頌，不過我是從磁帶裡聽來的。我成長的年代早已遠離了留聲機時代。較之留聲機和膠制唱片，我對磁帶的感情更深厚一些。
一想到磁帶，我不由把鋼琴家遺留的，並且讓我來巴黎接受的那盤空白磁帶從外套口袋裡掏了出來，拿在手裡。夫人看了一眼磁帶，端起咖啡杯。
“這次您來巴黎，會很快回國嗎？”她問。
“我想不會很快回去的。”我把磁帶重又放回口袋裡。“我並不只是為了科洛先生的遺囑來的。以前就一直很想來法國，來巴黎看一看，但一直沒有機會。這次既然來了，我想盡量多呆些時候。”
“您的法語說得相當不錯，怎麼會一直沒來過法國呢？”
“法語是大學的時候學的，至於以前沒有來法國，有各種各樣的原因。”
我想了想，自己也說不清為什麼一直沒有來法國一趟。沒有具體原因，只是一直沒有來過。
雷米卡埃夫人喝了幾口咖啡，把杯子放回碟子裡。
“有個私人方面的問題想問您，可以嗎？”
“可以，您問好了。”
“您和讓－雅克·科洛，以前認識嗎？”
我搖了搖頭，說：“我以前並不認識科洛先生，只是從音樂雜誌和電視新聞裡知道他的名字。”
“可是，我覺得我好像以前在哪裡看見過您的名字，先生。”
“我想您可能看錯了。”我說，“我的職業雖然和音樂有點關係，寫過一些古典樂方面的評論文，但今年以前我從來沒有寫過與科洛先生有關的文章。而且我沒有來過法國。”
夫人略微考慮了一下，說：“那麼，您和他是怎麼認識的呢？”
“科洛先生來上海舉行他的個人演奏會，我住在上海，並且會說法語，所以雜誌社安排我在一月十六日那天晚上對他進行專訪。沒有想到第二天他就去世了。”
“他為什麼留給您這盤磁帶，您清楚嗎？”
“不清楚。我也很想知道他為什麼會在遺囑裡提到我的名字。”
在二月中旬接到拉韋爾律師寄來的信以後我就一直在考慮這個問題，打電話問律師，拉韋爾律師卻說他只是忠實地執行遺囑而已。鋼琴家在一月十七日，也就是他死去的那一天，給自己的律師寄了一封作為最後遺囑的信——就好像是他已經預感到了自己的死一樣。可是為什麼他會在這封遺囑信裡提到前一個晚上才認識的我呢？我不明白。
我沉思了很久才端起咖啡杯喝上一口咖啡。咖啡已然變冷。
“恐怕我剛才提了幾個不太合適的問題。”她說。
“沒有什麼不合適的。”
“既然您今天要等朋友，那麼，明天晚上您有時間麼？”
“明天晚上？”
“我想邀請徐先生明晚來我家做客，參加我家的晚宴，”她看著我說，“您答應麼？”
我有些顧慮，沒有馬上回答。
“您有什麼不便嗎？”夫人問，“是不是您已經另有安排了？”
“不是的，我只是覺得沒有合適的服飾去您那裡。”
“您過分紳士了。”她嫻靜地笑了笑，“我說的晚宴只是家庭式的，對著裝沒有要求。那我們就這樣說定了。我的家在巴黎遠郊，明天我會派人來接您的。您現在住在哪裡？”
“我現在住在一個朋友那裡，在盧森堡花園旁。”
“有電話嗎？”
“有的。”
雷米卡埃夫人把薇奧萊特家的電話號碼記在了自己的行動電話上。一輛暗藍色澤的邁巴赫型轎車駛到咖啡店門口。穿制服的司機下車開啟車門。
“這樣就可以了。明天下午會有人去接您的，您千萬不要忘了。”她說。
“我不會忘的。”
“那好，我先走了，明天見，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