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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政使、大理寺卿)等官員。會議有記錄,就是起居注。康熙從14歲親政以來,每天御門聽政,一年四季,無論冬夏,沒有例外。聽政的時間,一般在早上八點左右,所以又稱“早朝”。康熙的御門聽政,嚴寒酷暑,從不間斷。他說:“一歲之中,昧爽視朝,無有虛日。親斷萬機,披覽奏章。”即使在康熙十八年發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門聽政。康熙從親政之日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節、重大變故外,幾乎是沒有一天不聽政的。
康熙理政不僅“勤”,而且“慎”。康熙一生謹慎,對於關係國計民生的大事,反覆調查,慎重決策。下面舉治河與撫蒙兩個例子。
先說治河。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治河,康熙在御門聽政時,大臣們發生意見分歧。經過
調查、面奏、辯論、驗證等,從正月初十日開始,到十二月二十七日結束,整整進行了一年,才做出決策,真可謂慎之又慎。下面舉例看康熙治河決策的全過程:
第一,重視治河。康熙親政後將三藩及河務、漕運三件大事,書寫在宮中柱子上。
第二,尋根溯源。比如黃河,他派侍衛探查黃河之源,到星宿海,往返萬餘里,並繪成輿圖。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幅經過實際踏查而繪成的黃河圖。另如永定河。康熙巡視北京通州段河堤,隨駕的有皇太子、皇四子、皇五子、皇八子、皇十四子、皇十五子、皇十七子等。他命諸皇子分釘木樁,學用儀盤,親自檢測儀器,記錄測量資料。
第三,任用能臣。康熙任用治河名臣靳輔和陳潢。靳輔,漢軍鑲黃旗人,以安徽巡撫授為河道總督。受命後,一日八上奏疏,報告治河之策。他的治河方略是:統審全域性,河運並治,浚河築堤,束水攻沙,多開引河,量入為出。他重點治理黃河、淮河、運河交匯的清口。陳潢,浙江杭州人,善治水,負才不遇,題詩祠壁。靳輔見而驚異,訪得引為幕友。疏奏多由陳潢起稿,施工亦由陳潢監理。他們督率民工,日夜辛勤,治河大成。但是,靳輔受到諸臣合訐交攻,發生了意見分歧。
第四,御前辯論。河道總督靳輔與直隸巡撫于成龍在治河方略上意見相左。爭論的主要是兩個問題:一個是治河水退後出現的田地,是實行屯田還是由豪紳墾佔?另一個是為了使河水通暢順流入海,是開浚海口還是修築大堤?康熙不妄加論斷,而是命雙方在乾清門進行御前辯論,各申己見,互相駁難。關於屯田——于成龍說:“屯田奪民產業,不能實行!”靳輔則說:“丈出之田,作為屯田,抵補河工所用錢糧。因屬吏奉行不善,民怨是實,臣無可辯,唯候處分。”關於開浚海口,靳輔的意見是:開海口雖可洩水,但可能引起海水倒灌。于成龍的意見是:要是加高河堤,堤高一丈五尺,民居在其下面,一旦河決,無數百姓,將飽魚腹!爭論沒有達成共識,決定再廣泛徵詢意見。
第五,集思廣益。辯論雙方各有各的理由,康熙不能決斷。他又命鄉里臨河的在京官員,書寫己見,上報朝廷。
第六,會議裁決。康熙帝聽了兩方面的陳述,看了大臣的疏報,交九卿會議裁決:採納了于成龍的方案,將靳輔罷官,陳潢被削職、逮京後病死。
第七,實踐驗證。康熙帝曾數次派大臣視察河工,檢驗朝廷辯論的意見孰對孰錯。後康熙帝南巡閱河,靳輔扈行隨從。回京後,康熙肯定靳輔治河功績,復還他的原來品級。
第八,改正錯誤。靳輔之後,命于成龍為河道總督。康熙帝召于成龍入京,問:“過去你說靳輔之短,現在怎樣?”于成龍回答:“臣那時妄言,現在也按照靳輔的辦法去做。”這是對靳輔治河方案最好的結論。
第九,斷不出書。康熙悉心治河數十年,撰寫治河論述,河道總督張鵬翮(hé)請將治河諭旨編纂成書,雕刻頒行,永久遵守。康熙說:“前代治河之書,無不翻閱,泛論雖易,實行則難。河水沒有定性,治河不可一法。今日治河之言,欲令後人遵行,斷不可行。”這表現了《厄魯特蒙古圖》康熙可貴的謙遜的科學態度。
以上九點能夠做到一點,可以稱作明君。
再說治理蒙古。康熙講求仁道,撫綏蒙古。喀爾喀蒙古(外蒙古)分為土謝圖汗部、扎薩克圖汗部、車臣汗部三大部。諸部內訌,互相殘殺。土謝圖汗擅殺扎薩克圖汗沙喇,引起喀爾喀蒙古內部糾紛。噶爾丹乘機東犯,逼迫喀爾喀南遷。康熙巧借噶爾丹東犯威逼喀爾喀之機,於三十年(1691年)五月,親赴塞外,主持多倫諾爾(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多倫)會盟。盟會開始,土謝圖汗、哲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