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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不等。盒內裝有比例規、半圓儀、分厘尺、假數尺、兩腳規、鴨嘴筆等。為適用野外作業，有的還配有刀子、剪子、鉛筆、火鐮、放大鏡、黑板、畫棒等。這類儀器是康熙時期清宮造辦處仿照西洋繪圖儀器製作的，用於野外繪圖。（6）御製簡平地平合璧儀：它是集簡平儀、地平儀、羅盤、象限儀、矩度為一儀的多功能測量儀器，攜帶方便，具有適合野外作業的特點。它共分六層，由清宮內務府造辦處製造。
白晉、張誠之後，又陸續有不少西方科學家來到清宮。他們最大的成績，莫過於促使康熙建立了被他們稱為“中國科學院”的蒙養齋算學館，和促使康熙實施了中國地理大測繪這一偉大創舉。
康熙組織的這次地理大測繪，對世界地理學的貢獻不容低估。法國科學家們也因此而有機會到中國各地考查，在其他方面的收穫也相當大。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杜德美參加了赴東北的勘測隊。他在長白山見到採參的情況後，把參的效能、產地、採集、儲存等等，寫成文字、繪出圖樣寄回法國發表。沒想到4年後，另一位法國科學家參照杜德美有關人參的文章，在加拿大與長白山緯度相近的魁北克一帶，也發現了相似的參。它產於西洋，就有了“西洋參”這個名字。
當談及這些歷史往事時，人們自然會問：既然300年前西方科技就已經傳到中國，為什麼18世紀後中國科學又大大落後於西方？看看當時在康熙宮廷供職的巴多明留下的諸多信件，就不奇怪了。
巴多明於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從巴黎來到中國並進入宮廷。他在參與地理大測繪的同時，把對中國官場的觀察也一一記錄下來寄回法國，收入《耶穌會士書簡集》。比如在談到清朝的天文機構——欽天監時，他說：
他們觀察天象的條件簡陋。在欽天監工作一生的人惟一的希望就是能當上欽天監的高階職位……如果監正本人很富有，又愛好科學，他就自己花功夫去搞研究，如果他想對他的前任工作精益求精，增加觀察或對工作方式做些改革，他馬上會在欽天監中成為眾矢之的。眾人頑固地一致要求維持原狀。他們會說，何必自討苦吃、多惹麻煩呢？稍有差錯就會被扣罰一、二年的俸祿。這不是做了勞而無功反而自己餓死的事嗎？毫無疑問，這是北京天文臺阻礙人們使用望遠鏡去發現視線達不到的東西和使用擺錘精確計算時間的原因。
在這種僅有康熙皇帝與個別大臣對科學感興趣的情況下，改進科研製度的社會條件根本不具備。就是皇帝個人這一因素也是每況愈下，康熙朝以後，皇帝們對科學一個比一個缺乏興趣。乾隆朝進入宮廷的法國科學家，如楊自新、蔣友仁等本都是法國學有專長的科學家，但乾隆對科學一竅不通，他們也就只能為皇帝制作機械鐘錶、西洋樓、大水法（人造噴泉）了。
康熙皇帝是一位學習型的皇帝，是“二十五史”中惟一瞭解西方文明、尊重科學精神的皇帝。
對朝政：勤慎理政
康熙處理軍國大政有兩個顯著的特點：一個是“勤”，另一個是“慎”。
康熙一生勤政。“勤政實為君之大本，怠荒實亡國之病源”。明朝滅亡的一個原因，就是皇帝大多怠政，而不勤政。萬曆皇帝和天啟皇帝都是有名的怠政庸君。萬曆“怠於臨政，勇於斂財，不郊、不廟、不朝者三十年，與外廷隔絕”。萬曆不御政，導致南北兩京缺尚書、侍郎14員，大學士泡病號請假，內閣大門白天緊閉，尚書虛懸，無人理事，中樞機構癱瘓。宰相方以哲進入內閣八年才得見萬曆一面，而且是惟一的一次見面，什麼問題也沒有解決。遇到緊急的軍國大事，皇帝不接見朝臣，不議商國事，也不做出決策。有的大臣跪在朝門外十個小時不起，請求皇帝上朝，萬曆仍然不予理睬。萬曆二十幾年不上朝，有人說是耽於酒色，有人說是首輔縱容，有人說是疾病纏身，但從根本上說是萬曆沒有做皇帝的責任感。天啟也是一樣，整天迷戀木工活，刀鑿鋸斧，玩得津津有味。大宦官魏忠賢專等他玩得高興的時候前去奏報軍國大事，天啟不耐煩地說：你看著辦吧！魏忠賢藉以假傳聖旨。
清朝的皇帝，從天命汗到光緒帝都是勤政的。他們吸取明朝亡國的教訓，勤理政事。從康熙開始，皇帝每天都要御門聽政，就是在皇宮乾清門前，由皇帝親自主持御前朝廷會議。因為最初康熙聽政主要在乾清門，所以稱作御門聽政。後來聽政的地點經常變化，有時在中南海瀛臺勤政殿、暢春園澹（dàn）寧居、避暑山莊澹泊敬誠殿等。參加會議的主要有六部九卿（禮吏戶兵刑工六部尚書、左都御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