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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都無權違背中央的方針。”“那我要給中央寫信。”楊說，“我要問一問，是誰興的這尖板眼？”朱德說：“種你的田吧！該說的話我都說幹了。”
于右任在臺灣思念大陸，寫下《雞鳴曲》、《國殤》等大量詩詞。《雞鳴曲》雲：“福州雞鳴，基隆可聽。伊人隔岸，如何不應？”《望雨》則謂：“獨立精神未有傷，天風吹動太平洋。更來太武山頭望，雨溼神州望故鄉。”至於《國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陸。大陸不可見兮，只有痛哭。天蒼蒼，野茫茫，山之上，國有殤。葬我於高山之上兮，望我故鄉。故鄉不可見兮，永不能忘！”
“文革”時在天津查抄物資落實辦公室工作的馬敬雲處理過不少老一輩名人的落實程式，其中一位是民國大總統徐世昌的六姨太，馬說：“這個老太太當時70多歲了，卻還驚人的美麗，高高的個頭，挺挺的腰身，一對半大解放腳，樸素的衣著，掩蓋不住那高雅的大家風範。我始終不明白，嚴酷的歲月，竟沒有給她的臉上寫下應有的年輪記憶。”六姨太家抄走的多是“四舊”的犯禁品，只能作價還錢，實物上交，玉器之外，徐世昌親筆字畫有十餘幅，六姨太大著膽子要求發還字畫，說是要“留個念想”，人家當場拒絕了。
1966年8月27日，在“破四舊”的高潮中，家住北京大學附近的工人陳彥榮和妻子劉萬才，被北大附中紅衛兵抄家並被綁架到校中毒打。陳彥榮在當天深夜被打死，時年37歲。他的妻子被打得遍體鱗傷。那一天和他同時被打死的還有一個老年女人。陳的屍體被送走燒掉未留骨灰，只通知陳家人付28元火葬費。陳家告債才借到這筆錢。陳的六個未成年的孩子後來度日之艱難可想而知。“文革”後，中共北大附中支部賠償陳家2500元錢。拿到錢的時候，陳妻哭道：“我一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錢。可是我要錢作什麼？我要人哪。”
“文革”中，社會上到處是紅衛兵、造反派、街道的人，人們的一舉一動都被監視。俞平伯想吃點兒嫩豌豆，又怕鄰居發現。老倆口想了個辦法，晚上蒙著被單剝豌豆，夜裡把豌豆殼用手搓成碎末兒，摻和在爐灰裡，第二天倒了出去。結果，還是被檢查垃圾的人發現，又捱了批鬥，罵這個反動學術權威還繼續過著資產階級的生活。
林徽因去逝後，金嶽霖挽說：“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
林徽因死後多年，一天，金嶽霖鄭重其事地邀請一些至交好友到北京飯店赴宴，眾人大惑不解。開席前，他才宣佈：“今天是徽因的生日！”頓使舉座感嘆欷噓。
我這一輩子生活的像是一隻野狗
安娜晚年拒絕見郭沫若，她談到自己時說：“我這一輩子生活的像是一隻野狗！”
“文革”期間，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批鬥“黑幫”，何其芳名列“黑”榜首，俞平伯居其次。每一次批鬥大會之後，都要被“遊行示眾”，在大院裡轉一圈。照例是何其芳走在最前頭，手裡拿一面鑼，“噹噹”地敲，眾人圍觀，孩子們投石塊，吐口水。為了區分眾多“黑幫”的不同身份，他們被要求每人用一塊黑布寫上白字，縫在衣服上，如“走資派何其芳”、“反動學術權威俞平伯”等等。大家就公推俞平伯來寫這些字，“因為他的字最有功力”。
吳晗受難後，其弟吳春慘死，其女吳彥自殺身亡。吳彥曾說：“如果有顆手榴彈，我就拿著它衝到姚文元家裡炸死他。”
1974年10月23日，彭德懷知道自己不行了，又一次對侄女彭鋼談到骨灰的處理問題，他緊拉著哭成淚人似的彭鋼的手，流著眼淚說：“我多麼想把骨灰同我的兩個弟弟埋在一起。但他們都是革命烈士，而我是一個反革命呀！我玷汙了他們呀！”
陳白塵曾說：“惜我未死，不及見寫我之文也。”
孫荃對郁達夫始亂終棄的負情始恨終憐，她在富陽以82歲高齡去世前，很少離開鬱家老屋，堂屋裡始終掛著郁達夫的手書對聯：“絕交流俗因耽懶，出賣文章為買書。”
聶紺弩受胡風事件牽連數十年，數十年間不斷地懷念胡風，不停地寫詩贈故人：“無端狂笑無端哭，三十萬言三十年（胡風因三十萬言書獲罪，受三十年牢獄流徙之災）”。所有胡風分子無不憎嫌以出賣胡風為進身之階的人；聶紺弩獨為其開脫，說“媚骨生成豈我儕，與時無忤有何哉？錯從耶弟方猶大，何不紂廷咒惡來？”
他們生也何罪，死也何辜
1966年8月27日，千家駒買了一瓶二鍋頭酒，坐公共汽車去了香山，決心在“鬼見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