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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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想應雲南督軍唐繼堯之招西行。孫派人勸說：“今人心不固，君舊同志也，不當先去以為人望。”章回答說：“此如弈棋，內困則求外解。孫公在廣東，局道相逼，未有兩眼，僕去為作眼耳。嫌人失望，以總代表任僕可也。”孫從之。

袁世凱曾向梁士詒說：“財政窘迫如此，交通部總要幫忙才好。”梁答說：“只須大總統吩咐，吩咐多少，就是多少！”袁稱：“每月須有四五十萬才好。”梁立即爽快答應：“就是五十萬可也。”

辜鴻銘：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

北大開教授會時，會場較亂，各人紛紛發言，蔡元培也站起來預備說話，辜鴻銘一眼看見首先大聲說道：“現在請大家聽校長的吩咐！”周作人說，這就是辜的語氣，他的精神也充分地表現在裡邊。五四運動時，教授們在一起應付事件，其中就是挽留蔡元培，大家都說了好多話，對挽留沒有異議。辜鴻銘卻說出他自己的特別理由：“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挽留不可。”

張勳復辟期間，陳寶琛極為活躍，他對溥儀說：“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使溥儀感到驚奇的是他在處理黎元洪問題上表現出的激烈態度，陳當時臉色鐵青，幾乎失去了控制地對溥儀說：“梁鼎芬見黎元洪力勸他離開總統府，遭到拒絕，他這樣拒不受命，請皇上賜他自盡吧！”溥儀以為過分了：“民國對我不是也優待過嗎，我剛一復位，怎麼能就賜黎元洪死，這是絕不應該的。”陳氣呼呼地說：“他豈但不退，還公然拒絕梁鼎芬勸告，賴在總統府不走，亂臣賊子元兇大憝，焉能與天子同日而語。”

民初，馮玉祥將軍驅逐溥儀小朝廷，遺老舊臣們多方求援。載濤之子溥佳對羅振玉等人的表現印象深刻，羅矢口不談什麼藉助外力（暗地裡與日本人聯絡），兩度去天津向段祺瑞求援。每次由津來京時，總說是沒回家就來到北府，向溥儀和王公們報告他在津與段會見的經過。當時溥儀以及王公們對他那種不顧年邁不辭辛苦的精神都一致表示讚許，他總是裝出一副“慷慨激昂”的神氣說：“君辱臣死，我只有鞠躬盡瘁而已。”大家因此把羅看成一個“忠貞可嘉”的人物。

張宗昌有急智，當年在張作霖手下混事的時候，張作霖委託洋學堂出身的郭松齡整肅軍隊，郭早就想拿張宗昌開刀，一次視察張宗昌的部隊，兩下一碰，話說岔了，郭張口便罵，操娘聲不絕於口。誰知張宗昌介面道：你操俺娘，你就是俺爹了！隨即給郭松齡跪了下來，害得比張宗昌年輕好多歲的郭松齡紅了臉，整肅也就不了了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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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胡漢民從歐洲回國，提出“成立五院實行法治”的主張，以便再度與蔣介石合作。當時曾有人力勸胡不要再去南京供蔣利用，胡回答說：“自古武人只能馬上得天下，沒有文人就不能馬下治天下。漢高祖還要有個叔孫通幫他定朝儀。現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來約束住槍桿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會有人去受他利用。”

鄧文儀是一個“擁蔣狂”和“反共狂”，狂到幾乎難以令人理解。他的口頭禪是：“需要即是真理！行動即是理論！”他做蔣介石的侍從秘書，蔣喜怒無常，他毫無怨色，還對人說：“誰能離得開自己的領袖呢，在他身邊是在他身邊，不在他身邊也還是在他身邊，這便是所謂精忠的那個精字。”

1942年系《南京條約》一百週年，蔣廷黻的演講以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在國民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蔣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蔣的看法，一個與孫不和的人攻擊蔣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蔣介石核奪，蔣認為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蔣的文章。

坐跪同一人：求人不如求己

抗戰期間，政府財政困難，物價高漲，公務人員的生活很困苦，情緒低落。嚴家淦時任福建建設廳廳長，有一次他去一朋友家中，見客廳有一幀奇怪的照片：一個人坐在椅子上，另一人跪在他面前，仔細一看，跪的和坐的是同一個人，就是朋友本人。嚴百思不得其解，問朋友，答說：這叫求人不如求己。

1944年，哈里森·福爾曼訪問延安，毛澤東向他解釋中共與蘇聯不同。福爾曼問：“可是你們既不實行共產主義，那末為什麼叫你們自己為共產黨呢？”毛答覆說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