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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時，康有為在日本，他聽到武昌起義的訊息，“惴惴恐慄”，他說，“積四千年君主之俗，欲一旦廢之，甚非策也。”他認為可以用“舊朝舊君”，或者孔子嫡裔來做“虛君”，實行“虛君共和”。
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武昌起義後，清廷岌岌自危。先是，內閣那桐辭職，曾舉袁自代，未果，至此重提起用袁氏，奕■、徐世昌皆袒袁者，故有武昌督師之命。有人詰那桐：此舉豈非速清亡耶？那桐言：“大勢今已如此，不用袁指日可亡；如用袁，覆亡尚希稍遲，或可不亡。”
文明革命與草寇異，當與巨家世族、軍界官長同心努力而後可
武昌起義爆發後，湖南革命派在共進會首領焦達峰領導下積極準備起義。譚延輳Ц膠透錈���恿⑾芘傻牧⒊〕齜ⅲ�岢觥拔拿韝錈�鋇鬧髡牛�怠拔拿韝錈�氬菘芤歟�庇刖藜沂雷濉⒕�綣儷ね�吶�Χ�罌傘！苯勾鋟迦春芸轂渙⑾芘扇松焙Α�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鉅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鉅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幹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廖仲愷眼中的十月革命
十月革命後，廖仲愷認為中國問題的根源，“就是政治上的障礙”，歐美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與民主制度，並不那麼完美，他對十月革命抱有極大希望，說：“俄國革命以後，私有廢除，生產分配之事，掌諸國家機關與人民合作社。空前之舉，震懾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於黑暗。”
林濤說，孫中山的一生最恰當地證明，一個人執著的信念、高尚的道德是多麼強有力地改變了國家的歷史和人民的命運。
漸進與革命的爭論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我們的政治主張》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革命進行的三個階段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1927年4月10日，汪精衛到武漢，在各界盛大歡迎下，他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表示要與共產黨為中國革命而共生死存亡，說：“革命的向前來，不革命的滾開去。”
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1927年4月16日，蔣介石在南昌說：“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礙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
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