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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胡適說：“革命往往多含一點自覺的努力，而歷史演進往往多是不知不覺的自然變化，因為這方法上的不同，在結果也有兩種不同：第一，無意的自然演進是很遲慢的，是很不經濟的，而自覺的人工促進往往可以縮短改革的時間。第二，自然演進的結果往往留下許多久已失其功用的舊制度和舊勢力，而自覺的革命往往能多剷除一些陳腐的東西。在這兩點上，自覺的革命都優於不自覺的演進。”他坦言：“我們是不承認有什麼根本解決的。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裡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和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我們因為不信根本改造的話，只信那一點一滴的改造，所以我們不談主義，只談問題；不存大希望，也不致於大失望。”
中道主義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天下為私
1932年3月，汪精衛跟“國難會議”代表之一王造時說：“國難會議是政府召集的，我們是主人，諸位是客人，諸位如是不滿意政府的辦法，去革命好了！我們流血革命，打出來的政權，豈能隨便說開放就開放！”王造時說：“革命不是哪個人哪個黨派的專利品，如果逼得人民無路可走，自然有人會去革命，不過困難這麼嚴重，我們是不願同室操戈來鬧革命的。汪先生身為行政院院長，負最高政治責任，當此民族生死關頭，應團結全國共赴國難才對，反叫人家去革命，我期期以為不可……我們固然是由政府聘請的，不是人民選出來的，但是國家是全國人民的國家，大家都有份，不能拿客人來比喻我們。我們同樣是主人，政府既然聘請我們，我們有意見便要提出。中山先生的遺教‘天下為公’，汪先生的話，未免‘天下為私’了！”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陳獨秀在1919年的《每週評論》上曾有過《研究室與監獄》的名論。他說：“世界文明發源地有二：一是科學研究室，一是監獄。我們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監獄。出了監獄就入研究室，這才是人生最高尚最優美的生活。從這兩處發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價值的文明。”而這些話，並非他徒逞一時之快的豪言壯語，而是身體力行的自箴之詞。1932年他第五次被捕，在解往南京的火車上，他呼呼酣睡，了不在意。在國民黨軍政部長何應欽向他求字時，他率爾而應，提筆就寫了“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幾個大字。在獄中，他聽到有可能處死的訊息，卻毫不畏懼地說：“我腦筋慘痛已極，極盼政府早日提我下獄處死，不欲生在此惡濁社會。”
和平改革勿傷元氣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戍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娜拉走後怎樣
顧準在反思“革命”的札記上說到“世人間的基調是進化，革命則是進化受到壅塞時的潰決。”他把革命當作一個前提對待，他考慮革命之後的問題，即“娜拉走後怎樣”，結論是要從理想主義走向經驗主義。
革命不可輕言告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