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一一五師征戰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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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仁初一輩子也忘不了這件事。每逢提起，他總是十分後悔地說：“唉，羅政委說得對，我真是個瘋子。”

針對重坊戰鬥這一類情況，羅榮桓和陳光進行了研究和分析，認為有必要提醒下屬各部隊。４月２４日，羅榮桓在司令部研究整軍的一次會議上說：“現在的具體條件不同了。我們在國內戰爭時期的經驗，不是全部都可以適用於今天的。”

７月間，陳光和羅榮桓在發給各單位並報八路軍總部和中央軍委的一份電報中指出：“部隊對軍事學習和戰術素養的提高未引起重視，以致雖在實踐中表現英勇頑強，但在戰術上非常不夠靈活、機動、巧妙，致使每次戰鬥都有較大傷亡。

僅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即傷亡５５２５人。”

“部隊自轉入敵後，由於戰鬥的頻繁，部隊軍事教育不認真、不精細、不深入、不嚴格、怕麻煩，存在遊擊主義的習氣與工作方式，使許多優良傳統、好的作風逐漸荒疏。幹部不注意軍事學習，不看軍事書籍，在這次幹部軍事測驗中，部隊幹部１０５人測驗，僅３８人及格。機關各部１２８人測驗，僅３４人及格。總平均分數是５２．６分，相當驚人。”

這份電報列舉了軍事指揮脫離敵後游擊戰爭實際的問題。比如，小部隊作戰指揮，多取正面進攻，隊形過於密集，不善於利用地形地物採取靈活的隊形與姿勢。

針對上述問題，陳光和羅榮桓提出要加強軍事教育的組織領導，對教育要當作戰鬥任務來完成；造成幹部學習軍事、提高戰術素養的熱潮，培養大批靈敏勇敢有高度戰術素養的指揮員。對上級的一切指示、命令、通報等檔案，一定要認真研究，結合實際嚴格執行；戰鬥之後，各級都要總結經驗教訓，作為訓練的教材；教育要嚴格、認真，貫徹少而精的原則，講求實效，不白費精力；加強戰士的軍事技術教育，如射擊刺殺、投彈、近迫作業和防空、防毒，對付敵人坦克、裝甲車、炮兵，以及夜戰、伏擊、襲擊的訓練；幹部要熟悉部下，密切指戰員的關係，各級幹部定期向部下進行行政管理教育，講部隊傾向與克服方法；加強各種徒手、器械體操及障礙競走的訓練。

１９４１年８月１日，１１５師為檢驗部隊的學習和訓練效果，在蛟龍汪舉行了規模盛大的軍政檢閱大會，進行了射擊、投彈等軍事專案的比賽和政治測驗。

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４２年，１１５師的軍事訓練取得了很大成績。指揮員明確了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思想，戰鬥員提高了軍事技術水平，部隊戰鬥力大大增強，殲敵數量不斷增加，而傷亡明顯減少。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７月，平均每月傷亡７９０餘人，到１９４２年，每月平均傷亡下降到２９０餘人。這是１１５師認真貫徹執行積蓄力量、堅持游擊戰爭、準備將來反攻的總方針所取得的一項豐碩成果。

劉少奇到了山東

１９４１年，日軍在山東進行“掃蕩”時，雖然山東的八路軍給了日偽軍以重大的打擊，但那畢竟是一種缺乏主動權的作戰行動。在整個反“掃蕩”過程中，八路軍只是根據日軍行動而採取一些相應的應付措施。雖然八路軍堅持了沂蒙山區的抗日根據地，但也蒙受了重大損失。造成這種局面的客觀原因是敵強我弱，以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夾擊，但實事求是地講，當時山東的八路軍在工作中也確實存在一些失誤。

１１５師的兩位領導羅榮桓和陳光透過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指出了這些失誤，並向中共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反映了存在的這些失誤。

羅榮桓和陳光認為，這次反“掃蕩”，反映了領導人過去對敵後鬥爭的長期性、殘酷性和嚴重性認識不足。在上半年比較和平的環境中，產生了麻痺的情緒，未能接受其他地區反“掃蕩”的經驗教訓，對反“掃蕩”缺乏充分的動員和準備。同時，對於山東的三角鬥爭的長期性認識不足。在當時的情況下，日偽軍、國民黨軍隊和八路軍三方誰都沒有能力一下子消滅任何一方，因而把工作的重點放在了反對國民黨頑固派的鬥爭方面，卻忽略了對日軍的武裝出擊。

他們指出：在此次沂蒙山區反“掃蕩”中，完全證實了中央軍委指出的敵後抗日根據地敵我鬥爭已進入新的更加激烈的階段，我們的鬥爭方針應該是長期的分散游擊戰爭，採取一切鬥爭方式與敵周旋，節省儲存自己的實力，加強民兵及全部武裝地方化，準備迎接配合戰略反攻，是萬分正確的。同時證實，不採取靈活的游擊戰爭，而守村守寨單純防禦捱打的辦法，和一切依靠主力打天下，想先將敵頑一齊消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