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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啟局面後再進行工作等，都是不正確的。
他們還認為，在這次反“掃蕩”中暴露出機關龐大、週轉不靈以及不切實際、工作不深入、鋪張、形式主義作風等問題。這不僅表現在八大劇團的會演上，也表現在習慣於開大會、做大報告上。對於這些完全不適合敵後環境的機關作風，羅榮桓從１９４１年４月起曾不止一次地提出過批評意見，但沒有得到有關領導的重視。
羅榮桓看到了問題，但卻沒有權力解決這些問題。桃峪會議不但沒有消除山東縱隊與１１５師之間原來就已存在的矛盾，反而矛盾越來越多。問題和失誤是明擺著的，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處理，羅榮桓只好請求中央來解決。
１９４２年１月３０日和２月２日，羅榮桓又致電山東分局並報北方局和中共中央，再一次提出了對分局領導的意見，指出：這決不是由於困難來抱怨，而是為了認真總結沂蒙山區反“掃蕩”的嚴重教訓。羅榮桓還表示，自己在分局中也有責任。他建議分局召開一次擴大會議，請中央派劉少奇同志前來參加，總結山東工作，開展自我批評，明確山東今後的工作方針，加強黨內團結，以利於今後的鬥爭。
劉少奇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華中局書記（１９４１年５月前稱中原局）和新四軍政委。１９４１年１月至４月，山東曾受中原局領導，劉少奇對山東的情況有所瞭解，因此，羅榮桓等建議由他到山東來檢查工作。這時，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