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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必須符合個人的理想。
孔夫子就是這樣透過強調社會規範，強調以理想型別作為行為模式，而加強羞恥感的自我認同的。
“性派對”的行為者對“羞恥感”和“內疚感”的認同，主要反映在他們的矛盾心情上：一方面，他們透過這種行為，實現了個人的理想，因而並不感到內疚；另一方面，這一行為並不符合社會規範，他們無法取得社會的認可，因為產生一種羞恥感。
而與此感覺相伴的則常常是心靈的內疚。
換言之，這個“特殊家庭”的成員想不羞恥和想不內疚是很難很難的，這無疑制約了他們的行為。
與此同時，中國文化中的人道主義極為重視和諧的人際關係，特別是大家庭內的和諧關係。社會化的控制經由家庭傳遞和制裁來實現全面整合的。
在這種背景下，羞恥感與內疚感的動力學就成了“病患家庭”的複雜混合物。
家庭，尤其是一家之長因有“家醜”而對外界會感到羞恥，而“患者”本人則不會。
這是典型的精神病變。
中國人對於“精神病”三字有著“談虎色變”的內懼。
國外有學者指出，加於“精神病”的“汙名”可能起源於家庭害怕遭到批評和受到玷辱所致。
“患者”對家庭的內疚，可能因為感覺自己的“病患”對家庭的聲譽受損而引發的自責情緒；家庭的內疚則體現在對因對“患者”照顧不周或對祖先的疏忽而引發的挫折感。
顯然，“性派對”行為者都不願意被人視為“精神病”或所謂的“瘋子”，他們能夠用自己獨特理解，保持家庭的內在和諧。
比方，如果夫妻雙方都是這個部落的成員，為了有人照看孩子，他們就只能讓一人輪流參加；要是兩人都去，就必須請老一輩照看孩子，為此，他們必然得編造得體的“謊言”，讓老人因為幫了他們而感到自豪，而不是因為幫了他們而感到可恥——如果你告訴老人說自己要去參加“性派對”，老人當然不會幫你，而且感覺你羞辱了這個家庭。
“態度症候群”：“性派對”制約之二
中國人在決定他們行為的同時，總是附帶別人對那些行為期待的反應。這是“態度症候群”的發光體，是第二個制約“性派對”行為的潛性閘門。
這種“症候群”的具體表徵是：個人行為總是具有與外界的期望或社會準則相一致的自覺趨勢，它並非由於內部的願望或家庭的整合，而是由於只有這樣的協調統一，個人的行為才能受到社會的保護，自我才能作為社會網路的一個整合部分而發揮其應有的作用。
傳統的中國人關心他人對行為的反應大多表現在：聽從社會期望，具有從眾心理，顧慮外界意見，嘗試獲得獎賞，以及維持和諧、在意印象、崇拜權威、注重評說和在一種社會情境中躲避懲罰、困窘、衝突、拒絕、嘲笑和報復等“失控症狀”。
“性派對”的行為者不願認同這種“傳統的禁錮”，他們嚴格掌握“自己的身體”，擁有對自己身體的“任意使用權”，具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傾向。
一般而言，個人主義者更喜愛鬆散的社會結構，只關心自己及其直接的家庭物件。
它與集體主義相對峙，後者更喜愛嚴密的社會結構，在這個社會中，個人可以期望他們的親戚、氏族和其他外在群體在忠誠的沒有疑問的相互交換中獲得照顧——這種集體主義與政治無關。
“性派對”行為者一方面標舉個人主義的大旗，一方面又繼續生活在集體主義的陰影中。這種矛盾心情和社會現實大大牽制了他們在“人性解放”的路上走得更快更遠。
面子主義：“性派對”制約之三
與“羞恥感”和“態度症候群”緊緊聯絡在一起、對“性派對”行為進行第三個制約的是“面子主義”。
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遮陽部落”的居民每次活動過後，他們都是互不聯絡，甚至無意中在路上相遇，都會裝作不認識。
說到底，有一種“面子主義”在作怪。
“面子”就是一個人的“臉面”，它是個人自我道德是否完善、個人行為是否得到社會信任的測量儀。
失掉它，個人將在社會場域內不可能合適地行使正當職能。
“臉面”既是強化價值標準的社會證書，也是內化自我修煉的個人磁場。
它表明一個人在特定的群體接觸中有獲取別人認可的期望，因為別人的認可將是有效地實現個人價值的催化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