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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大多人實行各種自助措施。
當問題持續變得嚴重，而出現“空虛”這種情況，大家仍然求助於自己原來的社會網路，也就是他的朋友和家庭。
正是這些“病症”和社會境況，為“遮陽部落”賴以“生存”提供了“對抗道德指責”的憑藉。
同時，都市化社會里，住房短缺、移民、浪漫主義的愛情觀、婚姻的易碎性、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以及婦女要求更大的獨立性，為“遮陽部落”拓寬精神和物質的雙重空間提供了原始動力。
中國傳統文化強調自我控制、情感上的自我依賴和能經受挫折，這些常常被作為抵禦應激和精神疾病的可能來源而加以鼓吹。
正如有人分析的那樣，中國病人很少陳訴焦慮、抑鬱和心理問題，有外國心理專家建議以“軀體化模式”來解決中國人如何對付不快樂的情感和情感性疾病。每當惡劣的情緒狀態開始呈現，中國病人及其家屬總是不加區別地用一些非專業化的名稱稱呼這些情感，透過縮小或者否認、分離和孤立表達，甚至以“軀體化”觀念加以取代等方式將這些情感壓抑下去。
“性派對”的行為者對“軀體化”的表達不是停留在口頭或觀念上，而是付諸行動，這是他們與目前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的生活態度之分野。
這些人的行為詭秘和態度低調正是他們在強大的傳統文化壓力下所表現出來的應激策略。
“因緣文化”：“性派對”的外在張力
中國人在談到人與人以及人與物關係的境遇時，一個重要的歸因或許體現在“因緣文化”的概念裡。
“因緣”這一概念起源於佛教，認為人的一生因緣前定，都是命運或“無形之手”的有意安排，是受外部控制的。
作為一種穩定的外部因素，“因緣”有維持人際關係和諧的功能，它把關係的成敗和人與人的境遇都歸於非個人的神秘力量，本人或他人因而剔除了為後果承擔責任的內疚感。
這樣，“因緣”保護了當事人，保全了他的面子，也保全了別人的面子。它有助於當事人將“行為”合理化，減輕了自責和責備別人的情緒。
信仰因緣是一種心理防禦機制，有益於精神衛生，但過分依賴這種信念就會妨礙人去主動應付現實，增加了人的惰性慣力。
因此，“因緣”也可看成是一種不穩定的因素，它會隨個人或社會的努力而變化。
“性派對”的行為者對“因緣”二字有著持續的熱情。每當參加“派對”而與人交往時，特別是接納某對或某個新人為這個“特珠家庭”的成員時，大家就認為這是“有緣”。
同時，他們如果“派對成功”，雙方都會覺得有緣，因而特別珍惜，共同營造出一個浪漫溫馨的環境，解除了因為陌生而帶給心靈的障礙。
如果有什麼意外就說是沒緣分，這樣減輕了自責。
比方，如果派對的雙方都在“一夜激情”後彼此都很滿意，但又不可能在隨後的日子裡經常可以瀟灑同居，他們就說“只有一夜的緣分”，不要強求；如果雙方感覺不好，也是前世“孽緣”所致，是互欠的“債”，到這個時候才能“償還”。
可以說，“因緣”二字像一根紅線，有著強大的韌性、耐力和穿透力，它向每一個具有同等價值觀的人伸出誘惑之手，並將每一個已經進入“城堡”的居民緊緊地拴住。
羞恥感：“性派對”制約之一
“性派對”有著強大的制約機制，這也是行為者不敢“膽大妄為”，而只能以“地下組織”面目出現的原因。
而其中制約之一，就是行為者受傳統文化薰陶所早已形成的羞恥感。
這些“都市異類”在行為過程中，儘管極力不去想象別人的眼光、世俗的評說和道德的責難，但“羞恥”二字像陰霾，在午夜激情中仍然鬼影一樣若隱若現。
這與西方那些“叛逆者”——比方“披頭士”或嬉皮士們——形成顯著的對照。後者可以當眾在公園做愛，或脫光衣服在街上行走，而面無羞澀之感。
不能想象這種事會發生在中國這塊古老的土地上。
可以說，東西化文化一個普遍性的差別正在於個體對“羞恥感”和“內疚感”的認識上。
中國社會向來是被說成是以羞恥感取向的。
其文化淵藪來源於兩個因素：孔子學說和人道主義。
孔夫子用人際取向來說明羞恥感——此一取向要求行為必須符合社會規範；他又用內心取向來說明內疚感——此一取向要求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