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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精神衛生的表層恰與道德價值相接壤。
弔詭的是，這些“都市異類”口口聲聲要將“意義”、“道德”、“歷史”和“價值”等大寫名字從他們的字典裡無情地“清理”出去，可骨子裡，他們仍然躑躇於傳統文化的邊緣地帶。
因為，作為衡量個體“衝動符碼”的“價值”，它可以被解釋為一種類化的、表示欲求與否的態度中的核心成分，並在長遠的基礎上引導行為細節指向優先於其它的目標。
一個人的價值系統一般包含有不同水平的價值，是動態性的，它依憑時勢的波動設計出不同的定位測量指數。
“性派對”的核心字眼是“性”，這是個人價值系統測量指數的定位標籤。
“派對”只是實現“性行為”的方式或手段，是過程，而不是目的。
從“手段”到“目的”的過程中，行為者的“態度”決定著享受“性”樂趣的精神向標。
而個人的“態度”是緊密與“價值”聯絡在一起的。
由於“性”的特定內容和它在人格建設的結構中具有比價值更為邊緣的特質，而態度則是關於人、事物和情境的信念與情感的相對持久的組織結構，因此，“性派對”的行為態勢使人傾向於以某一特定的方式做出隱秘反應。
就行為者而言，“性派對”反叛的鵠的是根深蒂固的權威主義。
權威主義作為中國超穩定結構的複雜的傾向模式，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傾向，標誌著高度的慣例性、迷信、侵犯性、思想僵化，屈從於權威和其他特徵。
與權威主義相對應的就是魯迅先生所批評的“矮人主義”，這是形成國民劣根性的要因之一，它說明國人的心理態度不健康，精神衛生不潔淨。
而心理態度與精神衛生緊密相關的三個詞就是：卑、妒、偏。
內部平衡失調和以偏見待人均屬於精神不衛生的因素，是上述三個詞的具體表徵。
在傳統的儒家文化中，孔子提出了一套保持精神衛生的原則，它包括“慎獨”、“致中和”、“素位而立”、“存忠恕”，“行三達德一智、仁勇”。
精神衛生的要旨是，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性派對”的行為者之所以被視為生活在各自虛擬的鏡相中，是因為他們覺得自己已經實現了精神衛生的三大要旨，因而他們堅信自己的行為是健康的，是不應受到指責的。
“弱者的對抗”：“性派對”的行為策略
“性派對”行為者的自欺，或者欺人，表現在他們雖然生活在大都市中，卻沉湎於“小圈子”、“小團體”，對整個都市有一種“弱者的對抗”式的悲愴，同時，也是對高密度人口的不能容忍。
心理學家曾將人口密度分成兩種指標：一種是指每個居民所能利用的平均空間大小指標，它是與社會經濟狀態低下相聯絡的其他生活應激密切相關的；另一種（與人合住）和應激有關，意指應激的來源可能是人際關係衝突而非空間不足本身。
大都市多人共住的居民為了緩解生活在擁擠條件下所獨有的應激反應極具彈性。
珍視傳統的文化標準，人與人合作並和他人友好相處的人，遭遇到的衝突很小，精神病障礙也會少見。
然而，在擁擠住院處的居民如果採取個人主義、自以為是的價值觀以及只為個人的快樂奮鬥，則會遭到更多人際間的敵意與懷疑，也很可能產生身心病症和激越性抑鬱。
“性派對”行為者既是對擁擠空間的抽身與迴避，又是以高度的自覺和低調維持個人在社會中仍然受到應有尊重的虛榮心。
這恰恰反映出他們的高度“警懼”，並時時根據壓力與自我強度來預測自己的精神衛生。
他們過著極端生活，卻又顯得與世無爭，似乎將工作、學習或人際關係等所造成的緊張壓力都透過“性派對”的方式統統化解了。
從心理學上分析，壓力是應激的來源，而自我強度是抵禦應激的緩衝因素，當內外壓力超過自我強度時，就會發生精神衛生問題。
自我強度包括一個人對應激的耐受、解決問題的能力和得到社會的支援。
一個奇特的現象是，大多數中國人，當相信自己的“不舒服”主要是由於心理方面的問題時，他們均趨於向家庭和友人尋求支援，而完全不尋求任何專業幫助，與西方文化大為迥異。
中國人的“都市綜合症”主要表現在衰弱和疲勞、緊張和焦慮、睡眠不足、“空虛”、頭痛等，對這些問題的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