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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讀者的胃口，寫了許多紀實文章，什麼家庭親情，人生愛情，朋友友情等等，應有盡有。他還在好幾家報刊開闢專欄，如《鏡城早報》的“薔薇野芒”就是其中之一。
羅武有時還編輯一些散文小品，如曾經流行一時的所謂“小女子”散文，就是在他這裡“俏麗”出籠的。
有一天，當《鏡城早報》的編輯告訴他，有個叫阿升的朋友找他時，羅武一下子竟激動起來。因為很少與老同學聯絡——他曾試圖尋找張凌，並寫了幾篇小文追憶他們在大學的生活，但是沒有得到張凌的訊息，不知道是張凌忙於做生意沒看到羅武的文章，還是他至今沒有原諒羅武的行為。見到發福的阿升後，羅武很高興，但他沒有問及有關張凌及其他同學的訊息。他想，既然生命就是對一段段往事遺忘的話，我又何必對昨日糾纏不休？
特別是羅武被拉進“性派對”的遊戲時，他覺得找回了“做人”的感覺：以前的許多掙扎和努力都沒有這樣對自己的心靈造成徹底的顛覆和打碎。
既然人們可以這樣生活，羅武覺得他完全有理由可以對昨天的“惡夢”說聲“再見”了！
最讓羅武感到“有收穫”的是第一次與那個經驗豐富的女人做愛，那感覺是他跟謝雙依在一起時所從來沒有激動過的——真是讓人興奮極了。
從此，羅武迷戀上“性派對”了。
謝雙依問他在幹什麼，羅武就以自己在外面採訪找藉口。因為人回到了正常的狀態了，他反而與謝雙依也有了更多的性生活。
羅武認為：自由撰稿人讓他找到了“肉體的自我”：“性派對”讓他找到了“精神的自我”。
為了不讓謝雙依的盤問所困擾，羅武設法讓妻子也參加了。這樣以來，他與謝雙依走到了同一條道德線上，無所謂人格的高低，也無所謂心靈的責備，大家彼此需要，互相尊重，共同經營好人生這一道難做的“盛宴”。
羅武儘量讓自己不去想明天的事兒。因為，明天是什麼，誰也不知道。說不定明天他就死了呢——比方，坐飛機失事、坐輪船翻船、或火車撞車或別的什麼天災人禍。報紙或電視上，每天都有不少人死亡，誰能保證他的名單就置於黑框之外？
既然生命是如此脆弱，他只要求好好過完每一天。哪怕這一天是在麻醉中度過的。
不是有人要吃安眠藥才能睡覺嗎？
羅武坦率地說：“‘性派對’就是我最好的安眠藥！”
但是他又補充道：可是，這“安眠藥”也不能經常吃。吃多了會傷身體的，對不對？也就是說，“安眠藥”只是在睡不好的時候吃，目的是為了睡好，是為了醒來後有更好的精神對待繁重的工作，是為了更好地生活。
“對我而言，參加性派對就是為了調節生活。我覺得這樣很好。不用擔心任何副作用。”羅武說完這句話後，將臉轉向窗外。
窗外有一棵老樹，樹上有一個蛛網，網裡有一隻小蚊，小蚊在不停地呻吟，並且掙扎……
第六章 嫉妒與冷漠屈鄉楠的資料夾
羅武跟我聊天時，不停地使用手勢。他的表達能力遠不及他的寫作能力。他常常試圖表示一些新的觀點，甚至帶有一點學術氣味，這是一些寫家經常犯的毛病。
羅武自己也承認，在與女性派對時，他總是習慣於“講”，而不善於“做”。女性朋友有時對他的“學者化”談話頗為不滿，認為他有掉書袋或炫弄學識之嫌。
不過，初次見面時，羅武給人的印象是開朗、坦率而又大方，我頭一回看到他時，就一點也看不出他內心竟有一塊發黴的陰影壓迫他好長一段一時間。
透過談話，我仍然感覺到，羅武有種“抑鬱症”——“山女事件”給他的心靈造成的創傷並不像他所想象的那樣，完全“拜拜”了。不，恰恰相反，它像一條蛇，在他不經意的時候，在他快要忘記的時候，在他快要沉醉於某一境界的時候，它悄悄地爬了出來，然後，在他心尖上狠狠地咬一口。咬完就走。當羅武意識到這種疼痛時，它早已消失了。
羅武積極參加“性派對”，不斷地用一種“行為”來反抗另一種“行為”——而後一種“行為”不過是歷史的沉積，是看不見的，這正是“抑鬱”的來源。
“抑鬱症”在我國都市人口中佔了相當大的比例，它也是一種全球化的時髦病。
有報道稱，到二零二零年，“抑鬱症”將成為僅次於癌症的人類第二殺手。
而在我國，“抑鬱症”及自殺造成的損失之和已排在各種疾病的首位。十五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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