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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三十五歲人群死亡的第一原因是自殺——而自殺的衝動許多時候就是來歷不明的“抑鬱症”引起的。我國目前每年有二十萬人以自殺方式結束自己的生命，佔全球每年自殺者總數的五分之一。
特別是最近兩年，青少年自殺呈明顯的低齡化趨勢。
羅武表示，他不會自殺。他也不願承認他患了“抑鬱症”。他反而覺得眼下的狀態很正常，他與謝雙依的感情也很穩定，雙方都在“性派對”行為中點燃慾望，放縱自己，並在一個陌生人的身體上打撈曾經有過的激情。
羅武說，“我派對，我寫作，我自由——活著真好啊！”
尾聲：燃燒的文明“為了方便的婚姻”與“做自己的主人”
“萬惡淫為首”，“百善孝為先”。
一個“淫”字將“性”推到了“邪惡”之首的境地，一個“孝”字又像一個“緊箍咒”，使“性”的約束帶上了雙重的意蘊。
換言之，遵從了衛道士們所訂立的“規約”，就是“善”的；服從他們，就是“孝”的。
否則就是不孝，就是“惡”的，就應該受到嚴懲的。
可是，是誰授權了衛道士們制訂這些“規約”的？人們為什麼要將自己的手腳捆起來，交給他們去管理？人間的德行與天理究竟是如何交匯的？
不少人總喜歡沿用先秦儒家常談的“天命”、“天道”來為此作辯護，其實，他們對這些字元的真正意義並不明瞭。
“天命”、“天道”的真正意義是什麼？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出土了《五行篇》解開了這個謎語。五行不是金木水火土五種元素，而是仁義禮智聖五項德目。其中仁義禮智在同一層個層次，只是善人的行為；聖居更高的層次，能夠體認，以德性形於內始達到聖的層次。
善是人的層次，德是天的層次；德而內化，德而形於內，人遂得由仁義禮智的融通提升到天的層次。天是自然，也是超越界。經過四德的內化，人性超凡入聖回到天然，是以經過人心與天心的交匯，經過聖的境界，天命不是降予王者，不是降於周人，而是降在你我他每一個人的身上。
天命遂不是王者的使命，天命的意義平凡而超越，現時而永恆。
因此，飲食男女，要“成聖”很難，而作為普通人的“天命”和“天道”就是要活得自然，活得真實，活得內外“順達通樂”。
但並不是說，人們就可以為所欲為，像存在主義者認為的那樣——只要我想什麼，我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種存在，所以就有意義。這種想法的危害在於，它直接導向虛無主義，對什麼都不相信，只相信自己的想法。
當今的中國現實，存在主義思想還大有市場，尤其在拜金主義和享樂主義的刺激下，這種思想以各種面目出現。
“性派對”是很容易歸於其中之一翼的，但它卻有著自己的精神走勢和獨特疆域。
應該看到，當著沒有外力的抑制而猶能自律，這隻有最高“心性修養”的人才能辦得到。在通常情況下，一般人是當有外力抑制時，他就收斂些，當外力不存在時，他就放肆些。
“性派對”的行為者正是在這種既有外力（傳統的價值觀念和道德規範）又不想壓抑自身的夾縫中生存，這就決定了他們的行為詭異，以地下狀態為主，而在實際行為中，他們又能十分放肆，越過一切傳統藩蘺，將在辦公室和公共場所壓抑的心靈盡力伸展開來。
眾所周知，婚姻、愛情和性這三件事，既是一回事，又是各不相干的三件事。
從婚姻的角度，從社會的約束的角度看，婚外戀是不道德的。但從愛情的角度上看，沒有愛情的婚姻也是不道德的。
這個矛盾如何解決？“性派對”雖然不是解決這個矛盾的良方，但它是否提供了某些值得人們思考的東西呢？
董樂山先生說，中國有史以來的婚姻制度底下，絕大部分都是沒有愛情的婚姻——有的愛情是在結婚以後大家互相培養出來的——不是指腹為婚，就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到了民國時代還是需要介紹。今天的農村和不少城裡人仍然需要這種“中介”。
外國人稱這種婚姻叫“為了方便的婚姻”。
“嫁得好還是幹得好”曾一度成為媒體爭論的熱點，但爭來論去，還是見仁見智，莫衷一是。
客觀事實卻是：不少家庭變成了“維持會”——就是過去敵偽時期給日本人維持社會治安的偽政府，關係勉強維持下去，有兒有女，而且年齡大了，湊合著過算了。
中國九十年代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