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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敲門（13）
薛沐老師的發言贏得了全場長時間的掌聲。他那次關於“輪盤轉”和“特殊人物”的談話，一直印在我的心裡。 我希望那個“輪盤轉”真正停住，停在我們這代人手上。 現在真的停了嗎？ 我想到了一個可疑的角落。那就是：我們在處理“文革”時期犯錯誤人員的時候，有沒有延續以往的錯誤？ 一個約定俗成的習慣是，我們每次在糾正前一次錯誤的時候，總是把糾正過程中發生的不公平不當一回事。因為前一次錯誤還歷歷在目，至少在情感上掩蓋了新的不公平。其實，“輪盤轉”就是這樣轉動下去的，那批永恆的“特殊人物”也就是這樣一次次找到自己新的揭發空間和批判空間的。 我們學院所有的造反派學生一個也沒有留校，全分配出去了。現在我看著窗外的校園產生了一個想法：他們，即使是犯了嚴重錯誤的畢業生，能不能依然把這個院子當作他們的母校？而母校，能不能真正像母校那樣給他們足夠的溫暖和關愛？ 我心中的回答是肯定的。 今天，我做了院長，在這間屋子裡辦公，但我知道，一個人在“文革”中如果參加過造反隊，做過一些過分的事，說過一些過火的話，現在連做一個副科長都不可能，儘管事情已經過去那麼多年。這種事情，只要有一份檢舉信，便立即奏效，連已經透過的任命也要否定。在鬥爭慾望、防範意識、忌妒心理都超濃度積聚的土地上，這樣的檢舉處處可以引爆，而且必然夾雜著大量的揣測、想象、誇張、推理、誣陷、誹謗。 可慶幸的是，我的同事們對此有一些基本共識。善良的何添發書記在“文革”中也和我們一起與造反派抗爭，不久前有人敲開了他辦公室的門，一看，是當年學院的造反司令侯先生。兩個昔日對手，今日四目相對。侯先生問：“像我這樣的人，如果想申請一份畢業證書，也能申請到嗎？現在找工作需要。” 何添發書記一笑，說 ：“為什麼要申請？我替你留著呢，只是找不到你。”說著，轉身就從一個抽屜裡拿出了侯先生的畢業證書，用雙手鄭重遞給他，並與他握手。侯先生不斷感謝。 我知道這事後當面讚揚何添發書記：“你把造反派司令的畢業證書放在手邊，時時準備補給，這事很有象徵意義。這是一段歷史的‘畢業’，而我們是頒發者。” 一次我去廣西講學，報告結束前有一箇中年男子站起來提出幾個水平很高的學術問題，我作了回答。主持者告訴我，他是該省頂級的美術設計師，畢業於上海戲劇學院，只是一直有人揭發他做過造反派頭頭，因此無法提級、重用。 我問了這個設計師的名字，一聽大吃一驚，原來是他，我居然沒有認出來。當夜，我就找了該省文化廳的周廳長說了一番話。我說 ：“他做過造反派常委，我當時屬於他們批判的物件，無緣相識，但今天卻要以學院院長的身份鄭重證明，他沒有做過任何壞事，而且早早地貼出宣告退出了造反派。他年歲比我大，已經是一個頭發斑白的老人了，懲罰了那麼多年，夠可以了。別再聽那些沒心腸的揭發者的話了。”周廳長不大瞭解這個人的情況，但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後來這位設計師到上海舉辦個人畫展，點名要我剪綵，我二話不說，立即前往。 同樣，我向山西電視臺陸嘉生臺長為一位從我們學院畢業但我卻不認識的優秀編劇開脫，認為他雖然如揭發者所言，曾在造反派報紙上寫過幾篇應時文章，但他那時的“左傾”觀點絕對不會超過當時的《人民日報》社論。因此，他毫無責任。更何況，他後來的全部劇作都充滿了人性的光澤。我們難道要用他早年的幾聲追隨，來抹殺他成熟後的幾十萬言作品？ 由於有人揭發我們的一位畢業生在“文革”初期上初中時參與批鬥過老師，他現在在報社的工作都產生了問題。我們學院無權證明每一個學生在初中時的行為，而且這位學生也沒有向我們求助，但我聽說後立即以院長的名義給他們的社長丁先生寫了一封信，說：“算下來，他上初中時還只有十四歲。如果一場民族大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