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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只有把事情做好，心裡才會略為舒坦一點。我把行政工作的每一分鐘與學術研究的每一分鐘，放到了同一架天平的兩端：如果行政工作的那一分鐘稍稍失重，學術研究的那一端就會愴然墜地，連我自己也看不下去。於是，對我而言，行政工作的有效性已經直接關係到生命本身的平衡，不能有絲毫懈怠。 正因為我並不害怕免職，而只害怕低效，再加上三次民意測驗的支援，一上任就是一種強勢。我滿意這種勢頭。行政工作要麼不做，做了就要強勢，否則便是浪費，浪費自己和屬下的生命。 還是回到航船的比喻：誰會把一艘裝滿乘客的船，交給一個猶豫不決的人？誰會把一個連線生命的舵，交給一雙軟弱無力的手？  ＇返回目錄＇  
有人敲門（10）
我走遍全院，左思右想，決定了全部行政工作的入口點，那就是：迅速簡化整個學院的人際關係。 乍一看，入口點不應該放在這裡，而應該放在教育改革、人才引進、精簡機構、提高待遇等專案上。但我敢於擔保，不簡化人際關係，這一切都做不好，全會變成一片吵鬧。公開的吵，暗地的鬧，直到最後只得反覆謀求平衡，把每件事情的良好意圖一一消耗。 這是中國的國情、普遍的民情，似乎誰也改變不了。即便是最沒有人際關係色彩的教育改革，一動手也會被人際關係的網路纏住。什麼課程的優劣，立即變成了誰的課程的去留。業務水平的考核，也會變成誰整誰的問題。可以設想，這一切會引出多少私下聚會、暗中串通、公開頂撞、以牙還牙？因此首先要整治的，恰恰是這個足以把一切事情陷沒的泥潭。 我發現，在高等學校這樣的機構裡，一般的人際關係雖然複雜卻不至於頻頻左右全域性，如果頻頻左右了，一定是領導者本身把它強化的結果。 很多領導者為了自己的權威，會若明若暗地培植親信。這是一個單位人際關係惡化的重要起點，因為這種培植的舉動人人可以看到，而親信之所以成為親信一定時時有所動作，處處有所炫示。親信一旦產生，又會漸漸擴大為圈子，圈內圈外會有磨擦，不同的親信間也會爭寵，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領導者還想利用磨擦和爭寵來辦事，那麼整個單位已經不可收拾。 上海戲劇學院的人際關係也堪稱複雜，但是“文革”災難打倒一切，反倒把它簡化了。現在災難剛過，大家同仇敵愾，共同語言還沒有消散，正是繼續簡化人際關係的大好時機。這個時機一旦錯過，再也追不回來了。 由此，我和我的同事們制定了一系列看似怪異的行為規則。 例如，我在施政報告中宣佈，我們上任後，願意聽取一切意見建議，院長辦公室的門永遠敞開；但是，如果有誰到院長辦公室裡來說某某教師的不是，我們會立即起身，請他離開。 我說，學校裡如果真有歹徒惡行，可以報告保衛部門和檢察部門，如果事情還達不到向他們報告的程度，那麼更沒有理由向院級領導報告。 我說，以前在評定專業職稱過程中，總有不少教師向學院領導報告自己的業務成績，指責同一個教研室的其他教師的業務水平。今後，只要還有教師向我作這種報告，我在職稱評定中一定不投他的票。因為並不是所有的教師都報告了，他的單獨報告製造了一種不公平；他對其他教師的業務指責，更是一種缺席審判，這是第二層不公平；他想左右我的投票，形成了一種資訊引導，這是對我的不公平。想要克服這三層不公平，我惟一的辦法是對他進行否決。 我說，我要用實際行動讓全院上下放心：院長辦公室裡的全部談話，對他們每個人都是安全的。 這種公開宣佈，效果很好。在我任職幾年間，沒有一個人在我面前說過另一個人的壞話，也沒有一個人能夠指出誰是我的親信。 有時，人們出於以往的語言習慣，說著說著就牽涉到別人的長短，或開始對我有所奉承，我會微笑著伸手阻止，立即轉移話題。幾次一來，大家開始習慣我，習慣於在一切領域對事不對人。 對此我有點矯枉過正。其實我心底也有對人際關係的好惡評價，有時還很強烈，但我明白，這一切都不能影響行政行為的走向。行政行為越乾淨，就越公正。 我和我的同事都知道，在國家政治大局上，“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方針已經停止，但對於每個基層單位，“階級鬥爭”的殘酷性、普遍性、延綿性依然存在，起因全在於惡化了的人際關係。因此，我們的矯枉過正，是在結束一段歷史，截斷一種災難。再過分，也值得。 相信上海戲劇學院的教師們在回憶我任職期間的成敗得失時都會肯定這一點：那幾年雖然還有諸般不是，卻因為幾乎沒有人際爭鬥而輕鬆愉快。 &nb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