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智慧與風情--閒話清朝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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誘惑，很多讀書人缺乏免疫力。有了這個心理基礎，要達成康熙“籠絡人心”的宏願就要容易得多。你既然要功名，就給你功名嘛。堂堂一個大清帝國，給幾個優秀的讀書人一頂官帽，那不是容易的事嗎？

於是，在正常的科舉考試之外，這一年增設了“博學鴻詞”科。這次開科，與往常的考試不同。平日的科舉考試，是經過層層選拔，從普通讀書人中選出佼佼者。這次考試，來的卻不是普通的讀書人。史料記載，參加這次考試者，都要由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在外總督、巡撫等大吏等省級幹部先行薦舉，然後彙集京城，統一進行殿廷考試。可以看出，有資格參加這次考試的人，肯定是當地名動一方的名士，有著過人的才能。——這樣的人自然不會太多。參加這次考試者，最終符合條件的只有154個，朝廷從中錄取了50個。據傳，當時除顧炎武、黃宗羲等人拒不接受薦舉外，其他如朱彝尊、汪琬、毛奇齡、施潤章等都應選錄取，入翰林院纂修《明史》。也就是說，凡有文名者，基本上都被康熙籠入門下。

康熙帝是聰明的。穩定天下，首要的是穩住讀書人之心。因為，在政治上最喜歡持異見者，大多是喜歡思考的文人，把文人的嘴封住了，實際上也就封住了大片的輿論。可要做到這一點並非易事。你皇帝有你皇帝的想法，我讀書人有我讀書人的“小九九”。剛剛從明朝轉換到清朝，如何認同清朝這個問題，時時是橫亙在讀書人心中的一道硬坎，有些人邁過去了，有些人左右徘徊，有些人卻始終採取了牴觸的態度。在氣節與功名前面，讀書人的心態又是何等複雜啊。這次考試，至少讓我們看到了三種型別。

第一種是決絕型。如顧炎武，顧氏以明朝遺民自況，多次參與抗清鬥爭，誓不與清朝合作，要他參加科考，自然是嚴辭拒絕了。又如傅山（即傅青主），他誓死不願應召，被地方官強迫抬至京師，也是裝病強辭不就，康熙迫不得已，下詔免試，給了他一個“內閣中書”的官，可他也不謝恩，表現出一種抵抗到底的態度。

第二種是徘徊型。最典型的是朱彝尊。作為一個讀書人，他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夢想；作為明朝遺民，民族精神的薰染又時時教育他不要與清朝合作。可這一年，他都五十二歲了，再不應試，就意味著可能失去人生最後輝煌的機會。他是矛盾的。在入京赴試的時候，他攜帶了一本《樂府補題》。這本書反映了宋末遺民懷念故國之心境。在清朝初定天下之際，把這樣一本書放在身邊，多少表現了一種懷念舊朝的心態。但他還是參加了考試。對這樣的人是應該重視的。康熙把朱彝尊被放在一等錄取，給了他隆重的禮遇。這種知遇之恩，如何不叫他感動，他又怎能再徘徊？

第三種是主動迎合型。不能說這樣的人沒有民族氣節，清朝已得天下是當時不可否認的事實，是不識時務地與之抗拒，還是利用自己的才能在其中謀得一席之地？許多人主動選擇了後者。這是可以理解的。他們的主動參與客觀上改變了官場的結構，提升了整個官場的文化素質。

我們常喜歡用“文治武功”來評價一個朝代。康熙一朝的武功自不必說，“文治”倒是在這一年才放出點光彩。這次考試，一方面，重拾了天下讀書人的信心，使他們主動融入到當局的政治建設中，夯實了統治的基礎。另一方面，這次考試選拔了一批優秀的讀書人，讓他們參與《明史》撰修，確保了這部史書的質量，——這實在也是對中國文化的一大貢獻。

乾隆的引蛇出洞術

《四庫全書》的編纂，無疑是中國文化事業的一大鉅獻。乾隆牽頭把這件事情做起來，費時之長，耗資之巨，確實是功不可沒。功勞歸功勞，在修纂《四庫全書》這件事情上，乾隆還是包藏了一點私心的。這個私心，說到底就是想清除不符合滿清意識形態要求的思想，消除文化界的雜音，具體來講，就是把那些摻雜了“反清”意識的書銷燬。在這件事情上，乾隆充分展示了作為統治者的權變之術。他利用修纂《四庫全書》的良機，採取“引蛇出洞”的戰術，讓那些“蛇”主動地遊走出來，然後一個個打死，最終達到了清除“不良思想”的預期目的。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一招，就是循循善誘，廣而告之。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詔諭天下，要求搜訪群書，以備修纂《四庫全書》之需。但由於當時對編纂《四庫全書》的目的、內容、體例等都沒有考慮得十分成熟，這個詔書下得非常籠統，只是說了一些原則性的話，致使各地對搜求什麼樣的書並不十分明瞭。同時，由於當時因文獲罪的事情時有所聞，如雍正朝的查嗣庭、呂留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