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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治的悲憫情懷
順治(1638—1661)名福臨,是皇太極的第九子。說起他,人們的腦海裡很容易浮現出一個多情種子的形象。傳說他因了董鄂妃的逝去,傷心得想跑到五臺山去當和尚。後來出家未遂,不久便抑鬱而終。這個故事有許多版本,但本質上不過是歷史上“不愛江山愛美人”故事的重演。其實,對愛情絕望了,宣洩的方式有多種,順治偏偏選擇遁入佛門。這說明他對“佛”是看重的。從史實看,順治也確實具有一顆“佛心”。——佛有悲天憫人的情懷,順治亦對塵世萬物充滿了憫恤之心。這一點他們是相通的。
順治時代的生產力尚不十分發達,糧食問題仍然是一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且由於當時的自然災害預警機制很不完善,抗災救災的水平非常低下,一旦遇到洪災旱災,守著田地度日的蒼生就只能背井離鄉,以乞討為生。由此便也常常出現餓殍遍野的慘象。順治相當體恤民情。他即位時才六歲,至二十四歲崩殂,在位約十八年。在他不長的皇帝生涯裡,他下詔免去受災民眾的稅賦達二百多次。在他去世前的兩個月裡,《清史稿》還記載免去災賦數六次,涉及郡縣達六十三個。如果說早年下的免稅賦詔書可能是攝政王多爾袞等人的意見,那此時順治已經成人,免災賦的行為應該包含了他的主觀判斷。這至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順治確實是一個具有悲憫心的人。
順治的悲憫,還體現在珍惜民力上。順治親政時約十四歲,親政的前一天,戶部尚書覺羅巴哈納有事上奏,待奏完,順治問曰:“外間錢糧,有無益之費否?”巴哈納等奏道:“有這個事情。現在北京的建設,用的是臨清地方的磚,還專門派了官員在那裡監燒,燒完後再經過漕船水運到通州,再經五閘才抵京城,花了不少運費。”巴哈納說的這些地方,都在現在的北京城裡,但當時城市還沒有現代化,交通也不發達,運磚之費十分巨大。順治聽到這個情況,即刻降旨要求“臨清燒造城磚,著永行停止,原差官撤回”。關於這件事,《清史稿&;#8226;世祖本紀》裡有“己未,罷臨清歲造城磚”的記載。對於民間一些費錢又費力的“拍馬屁”動作,順治也是比較清醒的。罷燒臨清磚後第三天,江西又造了一個龍碗送上來,想得到皇上的恩寵。可順治根本不吃這一套,他說,我正想節用民力,與民休息,“燒造龍碗,自江西解京,動用人夫,苦累驛遞,造此何益?以後永行停止”。其珍惜民力,由此可見一斑。
順治一朝,為人所詬病的,莫過於圈地。圈地一事,從順治的出發點來說,主要是為了免除民族之間的紛擾。即透過圈地,使滿人的田地與漢人的田地各有疆界,互不干擾。但在操作過程中,由於地方官良莠不齊,有的地方官只圈不補,或是多圈少補,致使漢人失地甚多,民怨四起。應該說,圈地一事,是清代開國之時緩解滿漢矛盾的不得已之舉。在行使皇權之時,順治亦多次有免除“圈地”的舉動,可見其既慈悲而又無可如何之心態。史家孟森在《清史講義》裡評曰:“當開國時不得已而暫行,則在歷史上固為可恕,且世祖(順治)明有不得已之表示,較之明代溺愛子弟,向國民婪索莊田者,尚較有差惡之心。”這個評價大抵是中肯的。
對於那些降臣降將,順治也是寬容的。李自成的重臣牛金星入清後,父子二人都得到重用。當時有個叫常若柱的人向順治彈劾牛氏父子,“請將金星父子立正國法,以申公義,快人心。”順治下旨,認為“流賊偽官投誠者多能效力。若柱此奏,殊不合理,應議處”。結果常若柱被罷歸。
順治並非是個十全十美的人。在他一朝,亦有許多事情叫人齒寒。比如,“逃人”一事,就為後世所譴責。開國戰爭時,滿人常捕漢人為奴,漢人受不了虐待,常常逃跑。順治時代,對此就追捕甚急,亦很苛酷。但總體看,順治是一個具有慈悲心的人。他這一朝,確實也基本“順治”,《清史稿》贊他:“勤政愛民,孜孜求治。清賦役以革橫徵,定律令以滌冤濫。蠲租貸賦,史不絕書。”這基本是符合事實的。
康熙十八年的科考
1679年,是康熙當皇帝的第十八個年頭了。這一年,吳三桂還正在鬧著叛亂。人心未定,四海驚恐。雖然明朝已經亡去了幾十年,但一些讀書人似乎並沒有忘記那個已經逝去了的年代。年輕的康熙帝為此傷透了腦筋。對於素抱天下之志的他來說,怎樣把這樣一個亂世抹平,把那些有著強大影響力的讀書人籠絡到自己的麾下,是迫在眉睫的問題。
古語云:“學而優則仕。”好在讀書人中大多是慕求功名的。對於功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