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的智慧與風情--閒話清朝人與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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陷身文字獄，乾隆二十年胡中藻亦因文下獄，民間風聲鶴唳，只怕因獻書而招來殺身之禍。因此，搜書的效果很不理想。到了同年十月十七日，獻書者還是不見蹤影。乾隆自然十分不快。為了改變這種現狀，乾隆又多次下旨，要求各地多多獻書，並且特別強調，即使所獻之書中有“忌諱”或“妄誕”的字句，與藏書之人也沒有半點干係，不得加罪。至於經手搜書的地方官，更是毫無關礙。絕不藉“訪求遺書，而於書中錄摘瑕疵，罪及收藏之人”。何況只是借書抄錄，抄錄完了之後，仍舊要把原書發還給持有者。這樣一種“善誘”之策，果然使許多粗心之“蛇”紛紛出洞。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裡，不管是好書壞書，“浙江江南督撫及兩淮鹽政等奏到購求呈送之書，已不下四五千種”，其它省份所獻之書在數量略有差別，但其獻書的勁頭卻與此無異，真可謂“踴躍奉公”了。

乾隆“引蛇出洞”的第二招，就是適當獎掖，精神激勵。在消除獻書人後顧之憂的基礎上，乾隆還不忘給獻書者以適當的精神獎勵，提高天下藏書人獻書的積極性。這個獎勵辦法頒佈於乾隆三十九年五月，主要內容是：凡獻書五百到七百種者，朝廷賞《古今圖書整合》一部。凡獻書一百種以上者，賞《佩文韻府》一部。獻書百種以上者，還可從裡面挑選一些精品書籍，乾隆親自在扉頁題簽，留下墨寶。對乾隆題詠過的書籍，要優先抄錄，儘早發還持有人。我們知道，獻書之人多為愛書之人，中間多有風雅之士，能得到《古今圖書整合》一類的獎勵，已是相當不錯的事情，且還能得到當時聖上的墨寶，那可是莫大的榮耀了。於是乎，各地獻書量又有所增益，僅各地所獻書籍，就達萬餘種之多，足見乾隆“引蛇出洞”招數之高妙。

對於那些藏有“違禁”之書，又不肯出洞之“蛇”，乾隆則採取“威逼”之法。乾隆三十九年八月初五日，乾隆就對一位督撫下了這樣的諭旨，大意是要該督撫再去向那些已經獻了書的藏書家宣示，“如有不應留存之書，即速交出，與收藏之人並無干礙。朕凡事開誠佈公，既經明白宣示，豈肯復事吹求？若此次傳諭之後，復有隱諱留存，則是有心藏匿偽妄之書，日後別經發覺，其罪轉不能逭，承辦之督撫亦難辭咎”。這道諭旨綿裡藏針，既有娓娓勸誡，又暗含威脅之意。當地官員和藏書之人自然不敢怠慢。之後，乾隆又多次下達類似諭旨，一道緊過一道，即使有僥倖心理的藏書人，也不得不把所藏之書獻了出來。

蛇既出洞，書既已獻，藏書家就做不得主了。對於其中有“牴觸”滿清之語的“違礙”之書，本身的命運自然不消言說。據史料記載，在修纂《四庫全書》過程中慘遭銷燬的書籍達三千種以上。更有甚者，書的主人由此罹禍，在新羅織的文字獄裡飽受煎熬。江西舉人王錫侯因刪改《康熙字典》，另刻了一本《字貫》，被認為“大逆不法”、“罪不容誅”，不僅所輯錄的書籍全部被銷燬，本人及其家屬也被髮配黑龍江為奴，與此案有關的一些地方官都受到嚴肅處理，真可謂“出洞之蛇任人打”了。為此，我們在瞭解《四庫全書》作為文化鉅獻存在的同時，也應該看到這一舉動後面的故事。正是這些不為我們熟悉的細節，讓人體會到歷史的殘酷性。

“十全”背後非十美

乾隆在中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這一是因為歷史教科書對“康乾盛世”的大肆褒揚，二是由於當前《戲說乾隆》、《乾隆微服私訪記》這類清宮戲在熒屏上對人們視覺形成的持續衝擊。有這兩種力量推波助瀾，一個人想要低調都難。何況乾隆本來就是一個愛出風頭的人，對於自己的功勞和業績，即使別人不吹捧，他自己也會想辦法來宣揚。他稱頌自己“十全武功”的詩便是這類“頌己”之作的代表。　“十全武功”，不過就是“十場戰爭”而已。具體為：準噶爾兩役、回部一役、金川兩役、臺灣一役、緬甸一役、安南（越南）一役、廓爾喀（尼泊爾）兩役。這十場戰爭，有勝有負，都打得艱苦卓絕。乾隆老夫子為誇耀自己的豐功偉績，專門為每場戰爭各寫了一首詩，後來結整合《御製十全詩文集》。

我們知道，大凡喜歡誇耀自己的人，往往是底氣不足者。其所講述的事情，也往往名不符實。乾隆把自己任內發生的十場戰爭誇耀成　“十全武功”，作為皇帝老子的“金口玉言”，當時自然沒人敢反駁。但歲月流轉，時過境遷，隨著皇帝老子威嚴的逐漸消失，對於“十全”武功的評價便出現了不同的聲音。這在各種史料中都可找到，近人孟森在他的《清史講義》如此評價：“高宗（乾隆）於新疆定後，志得意滿，晚更髦荒。……自此以前，可言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