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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戈壁灘創業，腳跟還沒站穩呢。那時候風沙很大，我們用的基本上是吉普車，前面的玻璃都打毛了。一颳風都是灰塵。人們說，這裡風不多，一年刮一次，一次刮一年。人住在帳篷裡，一颳風就得起來拽著帳篷，要吹跑了就連個遮身的篷子都沒了。另外喝水也是一大困難，用火車、汽車運，一噸水等於一噸汽油的錢，那真叫滴水貴如油啊。早上用過的水不能倒掉，留著晚上再用。特別是進去以後的第一個冬天，什麼都缺。冬天在帳篷裡睡覺，要戴上皮帽子，戴上口罩，穿上大衣，再蓋上被子，我們叫全副武裝睡覺。火爐到半夜滅了，火爐上頭的那壺水到早上就結冰了。早晨睜開眼，被子上枕頭上都落了一層沙子。1961年冬天，糧食已經很緊張了。當時是三年經濟困難時期，在戈壁灘上尤其嚴重。那時我們職工大概一個月才二十多斤糧食，那算多的了，後來連這點也分不到了，最後只剩了幾天的糧食了。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大缸子，我儲存了好久，主要是喝稀飯。那時候炊事員的權力也是很大的，他那個勺子舀深一點兒舀淺一點兒都不一樣，舀深一點兒你就吃得飽一點兒，舀淺一點兒你就只能喝稀的了。不過能喝稀的也好啊，也能頂點兒飽。到了晚上實在餓得不行了，怎麼辦呢？我們那時就買些醬油膏，泡一碗醬油膏一喝，再躺倒睡覺。我們全廠的人，包括我在內，全部浮腫了，臉上身上一按就是一個坑，一按就是一個坑。向上級報告了之後，從南疆緊急給我們調糧食，我們把全廠50臺最好的解放牌新汽車調去運糧，從南疆運到吐魯番火車站，再運到我們那裡。從南疆運到吐魯番來回一趟3600裡，15天才能運一趟。這樣陸陸續續運了兩百多萬斤糧食過來，算是救了幾天的急。那時確實特別緊張，幾萬人在戈壁灘上，周圍幾十裡地沒人煙，往外疏散都很難。
21。再困難也不能不管（2）
二機部副部長袁成隆當時在底下蹲點，主要在蘭州鈾濃縮廠和酒泉原子能聯合企業這兩個廠來回跑。袁成隆說，那個時候啊，正是國家最困難的三年，西北一帶那更困難，沒糧食吃。中央很著急，很關心我們這倆廠子。中央有的同志提出來，要撤，堅決主張撤，除了一部分留守的，把人趕緊撤出來。其他不要了，人要保證。他這意見也是有道理的，國家到處都是困難，哪兒弄糧食去啊。但這個廠的廠長周秩跟我商量，他說咱們不能撤啊，一撤這廠子就完了，將來就難辦了。我同意他的觀點。我說咱們是不能撤，原子堆的建設費好大勁啊，好多東西是不能停的。一停，將來就不能再開了。我們向甘肅省委省政府反映，汪鋒那時候是甘肅省委第一書記，他到我們的廠子去看了。後來還是地方想辦法，擠點糧食給我們，把廠子保下來。
那時人們受處分最多的一個原因，很少會是別的，就是因為一個吃字。一個姓高的醫務室主任受到處分，是他到食堂幫廚時多吃了21個饅頭。從四川運鹹菜的車皮到達車站，保衛科長的妻子聽說後，帶著幾個學生去撿吃已經發臭的鹹菜，她的丈夫因此遭到牽連。一位曾兩次到蘇聯實習的技術骨幹，也因為將食堂的兩個土豆悄悄地裝進大衣口袋，而再三受到大會小會指名道姓的批評。
困難時期，廠子裡連汽車也停了，人們上下班都是步行，沒吃的，就在兜裡放兩個土豆，走到廠裡的時候已經餓的差不多了，只好先吃土豆。糧食沒了，土豆眼看也沒多少了，周秩就給中央打電話，甘肅省在自己極端困難的處境中，僅用三天時間就給他們弄了一列車土豆。因為是冬天，土豆從外面天寒地凍中拉過來，不敢往暖和一些的地方存放，怕給化掉了，土豆一化就壞了，根本吃不成了，可又不能總放在外面。所以，火車到了以後，就趕緊把土豆給大家分下去。每個人是七天的量，得到各自的一份之後，也沒辦法儲存，唯一的辦法就是把土豆煮熟了。沒有鍋灶的人便在辦公室裡砌了個小土爐子，拿洗臉盆洗腳盆當鍋用，先把土豆煮熟了，然後再放進旅行包裡。
西北的幾個廠子連連告急，事情報到上頭，薄一波找到劉傑，警告說，劉傑你要注意啊，要撤的話就趕緊早撤。西北三天撤不出來，那時還沒糧食的話你怎麼辦？
劉傑說，我一聽，更感到問題的嚴重。聶總知道了，也說劉傑啊，你要照顧大局，尖端武器、核武器是大局，國家困難，糧食缺乏，要求大力精簡，也是大局。所以，在那種緊急情況下，我們也適當地減了一些人口，鼓勵有門道的人自謀職業。也有很多人不辭而別了。長期營養不足的必然結果是職工體質急劇下降，疾病環生。由於糧食、副食品匱乏，環境惡劣，加以職工與家屬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