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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國內沒有教材,國內專家只有郭永懷一個人,我們剛開始提出的口號是邊幹邊學,幹成學會。那個時候我們自背行李,冬天兩床被子兩床褥子都要揹著,打一個很大很大的行李捲,坐公共汽車,中間換一趟車,到西直門火車站,在東華園下車。一下車就發現塞外情況跟關內不一樣,黃沙撲面,有時沒車接,自己要扛著行李捲迎風走20裡地。我們住的地方是一個軍營,一共有二三十人在裡面住,三張大通鋪,每人不到二尺鋪位。一天只吃九兩飯,還不夠我一頓吃的。我們的同事有的能吃二斤炸油餅,長期捱餓,不知道飽餓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還要走六里地去試驗場。
劉文瀚說,試驗場有一個碉堡,山上還有烽火臺。我們是搞啟爆元件的,原子彈要用炸藥來引爆,要實現同步啟爆,一塊往裡壓,才能把裡面的核材料從亞臨界狀態壓到超臨界狀態。核武器的原理一般的都知道,兩塊鈾…235都是亞臨界的,對在一起就是超臨界。兩塊一對,接觸的部分能量非常大,馬上就推開了,核反應就馬上停止了,你必須把這兩塊壓在一起,讓它有足夠的反應時間,後邊就靠炸藥來推,這就叫槍法式,美國投在廣島的原子彈,就是槍法式的。它的結構簡單,但是核材料利用率太低了。美國還在長崎扔了一顆內爆壓緊型的,核材料利用率就要高得多。必須在一個炸藥球面上同時啟爆,這是一個比較難的事。完全靠計算算不出來,只好從試驗入手,當時我跟陳能寬一起做這個工作。那時只有兩臺上海出的手搖計算機,我手搖計算機的技術是相當過硬的,後來我練得比電動計算機速度可能還要快一點兒。第一塊聚焦元件是陳能寬起的名字,叫座標一號。這個座標一號聚焦元件真正是中國自己的,而真正攻關的,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這一代年輕大學生。第一次試驗就證明,透過座標一號聚焦是可行的。不過,當時在我們九院內部也有爭論,因為這個問題在國外現成的資料裡沒有人給出現成的解法來。王淦昌認為這個問題還要探討一下,陳能寬堅持可以走這條路。結果第一炮做試驗就證明這條路是可通的,這是一個躍進。雖然沒有達到座標一號各個部位同時打在球面上,但說明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陳能寬是留美的博士,人特別好,有一次我們晚上算資料算得非常晚,一直算到午夜,他家在這,他也沒回家。我倒沒關係,因為我住單身宿舍,我可以陪著他算。那時候是餓著肚子算的,到半夜陳能寬感到有點兒疲勞了,我也疲勞了,他開啟抽屜拿出一個窩頭來,說這個是我晚飯省下的。他拿窩頭分給我一半,說吃吧吃吧。我當時還不好意思吃,因為糧食定量那麼緊張,人家陳能寬是很有名望的專家。他說不要客氣,吃完了咱們還得算呢。結果吃完了以後又算,算完了大概是第二天了。陳能寬說他1947年出國的時候,輪船上所有不文明行為的警句,像不許隨地吐痰不許大聲喧譁之類的警告,都是用中文寫,他挺生氣的。那天他想去理髮,船上的理髮師說沒時間,後來別人告訴他其實是不為有色人種服務,可是日本人例外。陳能寬說國破方知人種賤,他說咱們這事兒一定要幹好,從振興民族這一點來說也要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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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狼爪子伸到了被窩裡(3)
陳能寬是在交通大學唐山工程學院畢業的,原來學的是礦冶系,1947年到美國耶魯大學,學的是物理冶金系,隨後在耶魯大學唸完博士學位,當時他做的畢業論文更多的是偏向金屬物理,即所謂金屬單晶體的換型形變工作。1950年他本就想回來,但是由於發生了朝鮮戰爭,中美關係緊張,中國留美學生回來很不容易,所以很多人在那時都沒有回來。在美國留美的中國同學組織了一個留美科學工作者協會,儘量爭取得到美國社會上的支援。當時是麥卡錫時代,美國搞了一陣子###排華,最後還是周恩來在日內瓦談判,雙方交換平民他才回來。
陳能寬說,1950年我拿到博士後,在當時的國際形勢下,美國不讓中國留學生回來。我在學校和西屋電氣公司工作了五年。1955年解禁以後,一大批留學生都回來了,從香港進入深圳,當時那裡還是個小村子,但是感覺特別親切。回到中國後,我先是到了中國科學院的應用物理所,1960年去蘇聯考察了三個月,回來以後到金屬所,沒呆多久就到了九所。我家裡人都不知道我去哪兒了,科學院也不知道。只知道一些信箱啊什麼的,轉來轉去的。那對我老伴怎麼說呢,就只告訴她我現在調到一個保密單位,做什麼工作不能跟外面講。一開始到了九所,他們總要交代工作吧,哈,他不直說,繞彎子,只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