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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不同了。他到北京後，雙管齊下，一面入仕，一面從政，辦媒體、興學會，開拓出官場以外極為活躍的政治舞臺，成為不依附自己官員身份的職業政治家。這是晚清政治出現的前所未有的變化，顯示著一種新生力量的興起。畢竟時代在變。腐朽沉悶的中國社會快要走到盡頭，確實需要衝擊一下了。康有為應運而生，是個天才的宣傳鼓動家。儘管未曾上書，他所寫的那篇文字，仍然是當時所有反對和約的檔案中最精彩最有分量的。他借松筠庵做自己政治上崛起的第一個舞臺，表演起來駕輕就熟，四兩撥千斤，不費多大勁，就取得了極好的效果。我甚至隱隱覺得，他在起草上書時，就已經準備拿到上海去出版，而不是送到都察院遞交的。有沒有真正上過書，在他看來並不重要。他是極富想象力的，三年以後，他還策劃了鼓動言官入大內乾清門伏闕痛哭，以請變法的表演，儘管沒有實現，但同樣顯示出他所刻意追求的轟動效應，使人想起明朝嘉靖三年（1524年）七月，二百二十九名京官為反對以旁支入承大統的嘉靖皇帝尊本生父獻王為皇考的“大禮議”時，在左順門伏闕力爭的往事。而松筠庵，正對他的胃口。據說康有為就是坐在諫草堂裡起草萬言書的，他是否覺得自己很像楊繼盛？他行事從不“中庸”，甚至可以說是不擇手段，怪不得翁同在向光緒皇帝舉薦他之後，又說他“居心叵測”，閱歷豐富的翁同顯然沒有看錯。在封建時代，評品士大夫的操行是有嚴格標準的，我們今天可以不從道德的角度去評論康有為在宣傳“公車上書”時的所作所為，但不能不對中國資產階級政治家登臺亮相的第一幕演出刮目相看，歎為觀止，拍案叫絕。於是我又想起了楊繼盛。楊死後七年，嚴嵩方敗。
又越五年，才獲昭雪。也就是說，他至少先行了時代七年。楊繼盛是君子，他怎麼想就怎麼說，耿直、剛毅、愚忠，不迴避責任、不玩政治遊戲，只反貪官不反皇帝，為了皇帝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這樣的品行，容易為士大夫甚至統治者接受。假如文學家藝術家多編些戲文的話，他今天的知名度應當在海瑞之上。與其對比，康有為無疑更是先知，他的維新變法思想和行動，大大領先於時代，在中國歷史上的分量，也大大超重於楊繼盛。但康有為不以啟蒙思想家為滿足，他是屬於自負極高、行動性極強的那類人物，懂得抓輿論宣傳、抓上層關係甚至抓武裝力量的重要性。手裡握著多種方案，為了達到目的，可以隨時更換。他善於“做秀”和“造勢”，有極強的鼓動性，說的和做的常常不是一回事，有種不同於普通思想家的“霸氣”。他天生就把現代政治家的陽和陰、優點和缺點、理想主義和機會主義、公開操作和私下交易，糅合在自己的身上。這樣的人物，在近現代史上還可舉出數位，他們一登臺亮相，就能吸引全場的關注。他們是英雄，是天上下凡的星宿，歷史在他們手裡，總是發出燦爛的光彩。在沒有光彩的時候，他們還會營造出光彩，召喚著追隨者一同前進。於是，人們對於他們的另外一面，就往往佯裝沒有看見。不是一兩句結論，就可以概括歷史上的許多複雜事件。研究政治史的學者，是否應當對這種現象實事求是地反省一下呢？你所迴避的消極面，對於民國以後的社會政治，對於後來許許多多期望從政以改造社會的善良知識分子，究竟帶來了哪些負面影響呢？
1995年初稿
2005年修訂
附 記
拙著《被調整的目光》出版後，我在網上讀到孤雲的文章“偶像的黃昏”，接著是暨南大學袁鍾仁教授的文史小語“孫中山、梁啟超的‘自白’” （《羊城晚報》2003年1月27日），都同意我對“公車上書”事件的考證。袁教授指出，梁啟超1921年在天津南開大學講授《中國歷史研究法》時說：“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變記》，後之作清史者記戊戌事，誰不認為可貴之史料？然謂所記悉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則？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將真跡放大也。”不過，梁氏究竟把哪些“真跡放大”，以致所記不成為“信史”，沒有講清楚。1996年，姜鳴在上海出版《被調整的目光》一書，其中 “莫談時事逞英雄”提出：光緒二十一年四月八日的“公車上書”，歷史上沒有此事，完全是康、梁二人所偽造。姜鳴以大量史實論證這是欺人之談。梁氏所謂“將真跡放大”，原來如此。
我也讀到了戊戌變法史研究專家湯志鈞先生的批評。湯文“公車上書答客問”先發表於1999年7月17日《光明日報》，後又收錄於新近出版的《戊戌變法史》（修訂本）。惟湯文舉各地舉人紛紛上書反對簽約為例，得出結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