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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都門友人石印此書，因存數尚多，茲自七月十一日（按，即8月30日）起減價發兌：每大本洋四分，每小本洋二分。要者請即購取。
此布
四
馬路古香閣告白這本售價洋二角的小書，已經成為特價書了。 德國哲學家波普爾曾說，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要證明一件事很困難，因為缺乏足夠的材料，但要證偽卻不難，因為往往只要一兩條材料就夠了。奇怪的是，證明康有為在“公車上書”事件的記載中弄虛做假，自相矛盾的材料比比皆是，但幾乎所有的教科書、通史類著作、辭書，以及絕大多數研究專著論文，卻都陳陳相因，重複著錯誤的說法，並加以大量定性的評論。許多現代知識分子將“公車上書”看成是近代知識分子覺醒的嚆矢，傾注了大量的感情。可惜他們沒有去細讀原始史料。康有為為什麼要杜撰出所謂的“公車上書”事件呢？這要從中國官場制度和知識分子入仕之途說起。作為一個想有作為卻無背景的知識分子，在封建時代的出路，唯有先透過科舉改變地位和身份，然後順著官場的階梯慢慢地攀援而上，直至熬到一定地位，再來實現“治國平天下”的宏願。中國的科舉制度為布衣晉身卿相留出了巨大的空間。北宋汪洙所撰兒童啟蒙讀物《神童詩》曰：“天子重英豪，文章教爾曹”，“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 這在世界古代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但是，科舉制度儘管為平民入仕開啟了一扇門扉，而整個官場，卻沿循著資歷等級、逢迎阿諛、明哲保身等原則，來消磨人的意志和鋒芒，待到位極人臣，往往已經沒有辦事的魄力了。清代有人作《一剪梅》四首，諷刺官場弊端：
其 一
仕途鑽刺要精工，
京信常通，炭敬常豐。
莫談時事逞英雄，
一味圓融，一味謙恭。
其 二
大臣經濟在從容，莫顯奇功，莫說精忠。
萬般人事要朦朧，
駁也無庸，議也無庸。
其 三
八方無事歲年豐，
國運方隆，官運方通。
大家贊襄要和衷，
好也彌縫，歹也彌縫。
其 四
無災無難到三公，
妻受榮封，子蔭郎中。
流芳身後更無窮，
不諡文忠，也諡文恭。雖是戲謔文字，卻把為官之道揭露了個淋漓盡致。 這種弊端的核心是“中庸之道”，反映的是整個官場的集體墮落。到了清代，中國的封建專制已極臻完善，根本不允許有獨立於體制之外的政治家和###。所有的政策只能由皇帝來決定，所有的爭端只能由皇帝來裁決。而一切有思想有見解的高階官員，也只有在獲得最高統治者的支援或特許後，才謹慎地發表一些不同於傳統的見解，並且還要時時憂譏畏讒，以免遭遇不測。於是，一方面是專橫的皇權統治，皇帝對於他所發現的一切腐敗和弊端，採用極為嚴厲的懲罰措施；另一方面，官場對於底下發生的一切問題，能掩蓋的就竭力掩蓋，後任對前任的虧空，能彌縫的都竭力彌縫。面對一個同鄉、同年、師生、姻親及其他種種利害關係編織起來的錯綜複雜的官僚利益集團，誰又能保證自己將來不碰到在歷史上，使用偽造照片來達到政治目的的著名事件，是1907年“丁未政潮”中，粵人蔡乃煌將偽造的兩廣總督尚書岑春煊與康有為、梁啟超、麥孟華合影（或說與康有為，與梁啟超的單獨合影），透過李蓮英進呈慈禧太后，袁世凱遂達到扳倒岑春煊之目的，蔡乃煌則得上海道臺之肥缺。慈禧太后不知照相是可以拼接的，所以上了大當。但在時尚人士中，這卻不是新奇的秘密。再往前追溯二十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以馬建忠為總辦，沈能虎副之。馬為傾軋，偽造沈與妓女合影照片密呈李鴻章，李鴻章見沈能虎，斥責之，沈當場不敢辯解，回頭告訴旁人：“苟以傅相（李鴻章）影加於其上，無不合也”，一時傳為笑柄。
莫談時事逞英雄（4）
1916年5月22日，蔡乃煌在廣州被龍濟光、岑春煊逮捕槍斃。罪名曰：“蔡乃煌無罪可科，國人皆曰可殺。”這也是中國司法史上最別開生面的判決詞了。
什麼麻煩呢？對於這種末世的悲哀，有識之士看在眼裡，但他們又能有什麼辦法？龔自珍只能寫詩作文含蓄地批評一下；曾國藩在他沒有手握實權擁兵自重之前，也僅僅只在咸豐帝登基時，應詔說了一次，其餘時間，依然堅奉 “沉默是金”為圭臬。
康有為的風格作派就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