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公不語對枯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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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朕位且不保”、“妥速密籌，設法相救”為前提的，該假詔在18日尚未偽造出來，因此，維###人倘若聚讀密詔的話，得悉的只能是皇帝在期待他們想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就密詔內容而論，雖令人震驚，尚沒有理由抱頭痛哭。按正常邏輯，讀完密詔，他們應該回書房去寫奏摺提建議。其三，康有為說，同讀密詔者中還包括袁世凱的幕僚徐世昌，這也僅是孤證（戴逸先生引徐世昌日記，說徐本日行蹤為“出城，料理回津。晚又回城”，即是去南海會館讀密詔，旋陪譚嗣同去見袁世凱，似屬推測，證據並不充分）。如果徐世昌早上即讀真詔，則明確知道皇帝沒有授權救援行動，但密詔提到“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這樣聳人聽聞的話語，他必然要設法立即轉告袁世凱，豈會將剩下的大半個白天繼續廝混在康有為處？如果他真的留在康處，則是完全介入了軍事密謀，到了晚間，譚嗣同再去袁世凱處遊說，則袁對康的整個謀反計劃已經一目瞭然，他的算度，顯然就不再是站在帝后之間的選擇，而是站在太后和康有為之間的選擇。這樣的話，袁世凱後來在戊戌日記中大可正面指出，譚嗣同誘迫他殺榮祿完全是矯旨政變，他完全可以不背“欺君告密”的罪名。

問題在於，袁世凱當晚無法辨清密詔真偽，所以他還猶豫，還同康黨虛與委蛇，甚至還要回天津與榮祿商量，這樣的話，徐世昌也參與跪讀密詔的說法就難以令人信服了。可是，康有為卻預感要出事了。這恐怕是他已經獲悉了本日御史楊崇伊奏請太后重新訓政的情報。儘管四天前光緒給楊銳的密詔和上一天命令康有為出京的上諭各有不同的背景，但在18日早上讀來，卻真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何況康有為早就醞釀要採取軍事動作，密詔堅定了他實施政變冒險的決心，於是他不再奉詔設計方案，並在沒有皇帝授權的情況下，策劃當夜遊說袁世凱，準備發動政變，進行軍事冒險。　康有為後來在國外說，光緒給他的密詔原文，他已經燒燬了。他以為這樣就無可對證。他沒有想到，密詔原文在楊銳手中。楊銳死後，他的兒子楊慶昶趁扶柩出京的機會，將密詔縫在同縣舉人黃尚毅的衣領中帶回四川原籍。宣統元年（1909年），光緒和慈禧都已作古，他們將密詔交呈都察院，也就是交給大行皇帝的弟弟兼新皇帝的生父攝政王載灃。康有為偽造密詔的真相由此大白於天下。

1910年，資政院議員陳寶琛又上《請宣佈楊慶昶所繳景廟手詔並昭雪戊戌冤獄折》，指出“幸而楊銳奉有先帝手詔，於孝欽顯皇后顧念人心、慎重變法之至意，與先帝承志不違、委曲求全之苦心，皆已昭然若揭”。話說回來，假如光緒真的給了康有為密詔的話，無論站在“忠君”的道德立場，還是看在江湖好漢的哥們義氣上，康都應該嚴守秘密、保持緘默，因為此時光緒呆在北京，處在慈禧的直接控制下，透露他們之間的關係，絕對只會加劇慈禧對光緒的仇恨和虐待。這是政治家的基本人格。然而康有為不，他明明沒有密詔，卻偏要偽造密詔，並大肆宣揚光緒皇帝對他如何如何之好，由此他發誓在海外一定要“保皇”！以此來募集捐款，提供他的生活和活動所用。他後來果然憑此向華僑募集了很多錢財，則得以周遊世界，廣置產業，過著悠哉遊哉的富裕生活。

在康有為，採用軍事手段來對付慈禧太后，其實並不是9月18日才想出來的急智。事情還要向前追溯。這年６月間，太后提出秋天到天津去閱兵。康有為研判她是去搞“兵變”來廢黜皇帝，從這時起，他就萌生出“武力廢后”的基本思路。太后有沒有兵變計劃呢？迄今未見證據。從她後來發動政變的實際動作看，則證明完全無需跑到天津去幹，也無需動用軍隊。所以有人認為她不過是想藉機會到外面玩玩罷了。做皇帝做太后其實都是缺乏行動自由的，清朝皇帝，只有乾隆最為瀟灑，六下江南，留下許多傳奇佳話。但這也是勞民傷財的苛舉，乾隆之後就完全停止了。太后性格上愛玩愛熱鬧，活到六十多歲，除了早年去過熱河避暑山莊和祭掃祖陵外，整天只能呆在皇宮、三海和頤和園，自然寂寞。到天津閱兵，算是樁支援富國強兵的新政，誰也不好反對，可是此行卻被猜測去搞政變。所以，康有為在策動王照前往天津遊說駐守蘆臺的淮軍將領聶士成而為王照拒絕後，又積極建議皇帝重用正在小站訓練新軍的袁世凱，袁於9月14日應召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