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恩報恩提示您：看後求收藏（奇妙書庫www.qmshu.tw），接著再看更方便。
達北京，引起官場的震動和種種猜測，直接加劇了北京的緊張氣氛。
。。
閱世空有後死身（5）
宮廷政治總是充滿著陰謀，政變是這種陰謀的最高形態。諸如運動軍隊、廢除太后（或是皇帝）、捕殺大臣、改變年號，這在中國古代歷史中不絕如縷，對於閱讀過《資治通鑑》、二十四史的飽學之士，更是耳熟能詳。雖然手無縛雞之力，但他們比軍人更愛議論軍隊與政權的關係。作為後人，我們無須對政變這種方式作出是非或道德評判。從當時整個局勢的發展來看，康有為顯然十分明白，到了鬥爭的最後關頭，雙方狹路相逢，總是要白刃相見的。既然如此，不如未雨綢繆，先發制人。 可惜在實際生活中，心想事成的機會實在太少。康有為不是日本的 “維新三傑”，更不是法國的拿破崙，他手中沒有可供調遣使用的軍隊。他想借用湖南會黨首領畢永年。畢永年於9月12日到達北京，旋即住進南海會館。在汗漫舫，康有為多次與他談論了包圍頤和園，逮捕乃至處死太后的打算。
但整個計劃由於缺乏操作性，畢永年不以為然。康有為最後想借助袁世凱的軍隊作垂死一擊。按畢永年的《詭謀直紀》所述，9月18日白天，但見康氏兄弟等紛紛奔走，午飯時，同住會館的錢維驥告訴他康有為要殺太后。畢答，我早就知道了，康有為就想要我去幹呢。晚上，康、譚前往法華寺走訪袁世凱（在康有為和袁世凱的回憶中，這天夜間的談判僅譚嗣同一人前去）。次日，畢永年從譚嗣同處獲知袁世凱沒有允諾，知道事機已經敗露，立即搬出了南海會館。 18日夜間譚、袁會談的真相究竟如何現在難以搞清楚了。回過頭來總結，既然沒有軍事奪權的可能，康有為在最初算度雙方力量、構架變法策略時，就不應該走極端化的路線。若干年以後，曾是維新激進人士的王照批評說：
太后先年原喜變法，此時因不得干政，激而陰結頑固諸老，實不過為權利之計耳。餘為皇上計，仍以變法之名歸諸太后，則皇上之志可伸，頑固黨失其依賴矣；而張蔭桓之為皇上謀，與此意相反。南海（按即康有為）袒張，謂撤簾已久之太后，不容再出。
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見解。它指責康有為和皇帝都操之過急，偏於極端，不僅沒有與太后結成統一戰線，相反先要封殺太后，將其歸入頑固黨中，擴大了打擊物件，犯了盲動的錯誤；而後人又偏信了康有為對於維新失敗原因的一面之詞，而忽略了康的錯誤判斷給歷史發展帶來的重大挫折。康有為是19世紀90年代的知識分子。在他身上，既有關心國家命運、希望變法圖強的強烈願望和奮不顧身地投入現實運動的實踐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性格缺陷，這就是歷史給予中國的不成熟的改良維新運動的領袖形象。接近９月下旬時，北京的政局變得越來越微妙了。太后憑著豐富的政治經驗，感覺到了威脅的陰影——皇帝不聽話的跡象當然很多，從“禮部六堂官事件”，到任命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四人為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的任職安排；以及開懋勤殿、召袁世凱入京覲見等種種跡象中，她看出皇帝的政治主張趨於激烈。加上那幾天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又來訪華，皇帝預定20日在宮中接見他，一些大臣謠傳皇帝欲聘他為懋勤殿的改革顧問，從而以外國人來壓太后，這都觸犯了她的大忌，是她絕對不能容忍的。就憑這些，足以使得太后翻臉，暫時放下她對維新的支援，甚至借用維新派的人頭，來恐嚇皇帝和皇帝的同情者。於是老太太也準備發動一場政變，從皇帝手中收回最高權力。
19日白天，康有為試圖爭取英國公使和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的支援，沒有成功。他手裡所有的牌全都打光了。傍晚，太后從頤和園回到宮中。她宣佈此後新章京所籤擬的各項檔案，都要交她先看。這樣一條規定，就使皇帝扶植自己羽翼的努力輕而易舉地失敗了。這裡需要說明的是，光緒命楊銳等四人為軍機章京，參與新政事宜，其工作職責只是處理司員士民上書的時務條陳，擬寫籤語以便皇帝閱讀，並不接觸更不替代原先由軍機大臣和軍機章京處理的日常朝臣奏摺業務。劉光第、譚嗣同從入值起到被捕止，甚至沒有機會見到光緒。康有為明明知道這些情況，卻說四章京 “實宰相也，即以群僚所上之折，令四人閱看擬旨，於是軍機大臣……實伴食而已”，故意誇張他們的許可權，也使後人對於當時中樞的權力結構產生誤解。當然，即便四章京的實際權力不大，慈禧太后此時仍作限制和防範；光緒天性懦弱，本來就沒有采用政變方式來處置太后的打算；康有為雖然已到不惑之年，但在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