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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祖宗成法打壓當權###的新舉措，當即對光緒處理禮部六堂官的做法提出了嚴厲的批評。這恐怕是變法以來光緒帝十二次上頤和園請示懿旨第一次聽到太后的反對意見。所以他感覺不好，次日在召見軍機章京楊銳時，發出如下密詔：
近來仰窺皇太后聖意，不願將法盡變，並不欲將此輩荒謬昏庸之大臣罷黜，而用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以為恐失人心。雖經朕屢次降旨整飭，而並且隨時有幾諫之事，但聖意堅定，終恐無濟於事。即如十九日之諭（按即罷免六堂官之諭），皇太后已以為過重，故不得不徐圖之，此近來之實在為難之情形也。朕豈不知中國積弱不振，至於阽危，皆由此輩所誤；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將舊法盡變，而盡黜此輩昏庸之人，則朕之權力實有未足。果使如此，則朕位且不保，何況其他？今朕問汝：可有何良策，俾舊法可以全變，將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進通達英勇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及諸同志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再行辦理。朕實不勝十分焦急翹盼之至，特諭。密詔反映出光緒在觀念上激進而在行動上受到太后掣肘時的焦慮。但並不是告急文書，“朕位不保”的前提是“將舊法盡變，盡黜昏庸之人”這一假設，皇帝是諮詢 “良策”，而不是授權救援行動，況且他還要“熟思”，方案要“不致有拂聖意”，且光緒帝指名“妥速籌商”的，是四位軍機章京。康有為充其量也只能列入“諸同志”之中，證明在此時皇帝心中，決非不可或缺的股肱。後來康有為在流亡中，篡改密詔，欺騙外國人和華僑，偽稱密詔內容是：
朕唯時局艱難，非變法不足以救中國，非去守舊衰謬之大臣而用通達英勇之士，不能變法。而皇太后不以為然，朕屢次幾諫，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為、楊銳、林旭、譚嗣同、劉光第等可妥速密籌，設法相救。朕十分焦慮，不勝企盼之至。特諭。這就面目全非了。他將自己的名字加入所謂“密詔”，到處招搖和集資，更顯示其行事的不擇手段。真正使康有為感到驚訝的是，17日光緒帝明發了一道上諭，促其離京：
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局，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商治法，康有為素日將求，是以召見一次，令其督辦官報，試以報館為開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現籌有的款，著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這道上諭的真實含義是很費思量的。按康的說法，這天御史楊崇伊到頤和園遞折請太后訓政，皇帝感到形勢緊迫，為了保護他而公開示警。但排比日期發現，楊氏奏摺要到18日才遞，17日並無徵象表明局勢會有大的變化。因此亦有人理解為光緒在楊銳的建議下，想用促康離京來緩和矛盾，作為繼續變法的一種妥協；或是光緒在慈禧太后壓力下，被迫以此方式，表白自己與康並沒有什麼更深的聯絡；甚至有人認為，光緒對康有為在京過於招惹是非已有不滿，想把他趕走，省得整天聽他聒噪（康在變法期間，平均兩三天上一道奏摺，廣泛涉及政治、經濟、軍事、文教、社會風俗等各個領域，有些言論過於激烈，大有畢其功於一役的氣勢，極為引人側目），在給楊銳的密詔中未列康的名字就是一個佐證。 康有為對於光緒用嚴峻的語氣促他出京肯定大不受用。為了給自己長臉，他在流亡到上海時，對英國領事班德瑞（Frederick ）信口編造說皇帝還有給他的第二份密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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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世空有後死身（4）
朕今命汝督辦官報，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可遲延。汝一片忠愛熱腸，朕所深悉。其愛惜身體，善自調攝，將來更效馳驅，共建大業，朕有厚望焉。特諭。根據康有為《自訂年譜》中的說法，18日早上，林旭向康和譚嗣同出示了光緒的密詔，旋召梁啟超、康廣仁、徐致靖、徐仁鑄、徐世昌同讀。眾人“痛哭不成聲”，“經畫救上之策”，“乃屬譚復生入袁世凱寓所，說袁勤王，率死士數百扶上登午門而殺榮祿，除舊黨。”又說袁答“殺榮祿乃一狗耳”，建議“天津閱兵時，上馳入吾營，則可以上名誅賊臣也”。 這是整個戊戌變法史上最為關鍵的謊言。何以見得呢？其一，所謂18日早上與林旭、譚嗣同同讀密詔。按照軍機四章京的值班日程，楊銳與林旭一班，入值為15日、17日；劉光第與譚嗣同一班，18日早上譚嗣同應當去宮中處理公務，豈能與康有為等人聚讀密詔？ 其二，如前所述，“勤王”之說是以假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