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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門，但全掛著鐵鎖，遮著窗簾的玻璃窗讓我什麼也沒看見。一間大屋，應該是陳獨秀當年與高君曼的臥室；另外小間，則是亭子間無疑，陳獨秀把它當成了客房，一些革命同志來滬，就曾在此暫住。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3）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裡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鉅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8月5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裡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后釋放了他。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裡被捉拿，只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裡，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面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志。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只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傢俬宅裡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彆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麼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裡！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裡，中央電視臺和上海電視臺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裡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
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佈
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只兩行字：
陳獨秀曾在此居住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佔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裡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裡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
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匯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裡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只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麼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飢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