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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個子中國人的陪同下，頻繁造訪此宅，十五分鐘對於主客談的重大話題來說，顯然太短太短！這位“老毛子”叫“吳廷康”（即維經斯基，亦譯威金斯基），但“吳先生”的來歷只有陳獨秀本人知道，甚至連在北京寫信介紹他來滬的李大釗也不知道，忠厚的大釗先生只以為這是俄籍同事介紹來的一位海參崴記者呢！其實維經斯基是一位蘇共特使，那位陪同者是位華裔蘇###員、早年從山東平度闖海參崴的華僑領袖楊明齋。他們來華的目的十分明確，即考察中國各種激進的政治團體的實力，進而組建中國共產黨。新解密的史料證明，當初，比之手無寸鐵只會講書辦刊物的中國大學教授們，蘇共決策層更勢利地看好了擁有南方割據政權和國內第一大黨的孫文博士。也就是說，他們本來打算讓國民黨的“教父”孫中山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與領導者！只因孫氏不為所用，他們才轉而選擇了“南陳北李”這些勢力尚小的但卻理想純真的馬克思主義者。維經斯基的多次造訪，完善了陳獨秀的建黨思路。民國九年（1920）8月某日，陳獨秀與楊明齋、李漢俊、沈玄廬、陳望道、俞秀松、李達和施存統在此宅成立了一個全新的政黨——中國共產黨。他們共同起草了黨綱，並推舉陳獨秀為本黨總書記。當今世界第一大政黨，就是這樣在上海的陳獨秀的家中成立的。之後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後改名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也在此宅內成立起來。必須說明的是，無論“CP”（中國共產黨的英文簡稱），還是“CY”（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的英文簡稱），每次開會，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在場。關於中共的建黨日期和地點，其實最早的一批中###員張國燾和張申府都在回憶文章裡寫過。張國燾說，是年8月底，他從上海回到北京後，把與陳的談話經過告訴了李大釗，“李先生略經考慮，即無保留的表示贊成”。張申府則寫過，那一年的9月中旬，他去上海接羅素，“就住在漁陽裡2號陳獨秀家裡，這就是當時黨部所在。……從上海回京後，我把和陳獨秀談的情況告訴了李守常”。這比人們習慣的建黨日期1921年7月，早了差不多一週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陳獨秀與李大釗頻繁聯絡，並分頭致信天津、武漢、長沙、濟南等地的共產主義者，這才有了一年之後的中共“一大”在此宅附近的另一所石庫門房子裡的召開。後來，隨著陳獨秀政治行情的暴跌，特別是共和國成立之後，人們耳熟能詳的是：1921年7月1日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紀念日，與會的湖南省代表毛澤東成了中共創始人，而前一年陳獨秀在上海成立的只是“中國共產主義小組上海組”或“中共上海發起組”。如今，中###史專家已經把中共“一大”的準確日期考察清楚了，即並非1921年7月1日，而是該年的7月23日至31日；但權威教科書還是沒把中共到底是何年由何人創立的問題說清楚。顯然，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日期說成了建黨日，並不確切，恰如人們不能把1924年召開的中國國民黨全國第一次代表大會認定為該黨的成立日一樣，因為國民黨早在十二年前的1912年即已宣告成立。因陳獨秀而籠罩在中###史上空的迷霧實在太濃！
民國九年（1920年）的陳獨秀頭上沒有迷霧，這位導師像陽光一樣暖熱了許多熱血青年的心，他在此不斷接見前來求教者，這其中，就有在北京時見過的李守常手下的湘籍青年毛澤東，當得知毛潤之慾回湖南興辦文化書店卻囊中羞澀後，陳獨秀甚至親自為其在亞東圖書館作保三百大洋！後來，在大西北的窯洞裡，毛澤東就曾感慨過：就是在上海與陳獨秀的一次長談之後，他才開始轉變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是啊，對這些如飢似渴地期待以真理果腹的客人們來說，十五分鐘的時間怎麼能夠？建黨之後的陳獨秀，成了職業革命家，他的《新青年》從第八捲開始成了本黨的機關刊。民國十一年（1922年）7月1日出版了第九卷第六號後，《新青年》休刊。次年在廣州復刊時，主編已是瞿秋白，刊物內容也不再是為全社會所追捧的綜合性雜誌，而成為中共中央理論性刊物。陳獨秀時代的《新青年》不復存在，但由此刊哺養大的一代“新青年”卻成為中國社會的中堅。《新青年》不朽！當年的《新青年》和第一本中國共產黨黨刊《共產黨》都是陳獨秀在家編輯的。這麼狹小的院落，如此侷促的房間，哪裡是編輯部？我想上樓看看。房東大哥點頭：可以，樓上擠著三家人，不過，都不在家。樓梯昏暗如舊社會，我只好借我的佳能EOS…5的閃光燈照耀一下攀登的方向。木梯咚咚，略帶回音。想到當年陳獨秀與一班革命黨人匆匆上下時的情景，心裡就隱隱發熱。樓上只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