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武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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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志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麼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裡啊！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面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蝨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裡每天只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面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麼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巨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檔案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援“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併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只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4）

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從共產國際領來的。不妨再讀一份中共中央1925年3月20日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報告：

……我們對共產國際有兩個要求：一、儘量多派些在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的中國學生同志回國工作。二、為我們追加資助以下事宜的款項：1。《嚮導》200元2。小冊子和傳單200元3。在地方巡視的中央視察代表（2人）240元4。天津黨組織150元5。鄭州黨組織70元6。安源黨組織30元7。長沙黨組織30元8。漢口黨組織60元9。上海黨組織60元10。山東黨組織60元11。河南宣傳專員（2人）60元12。……（以下略）共計1400元把預算增加到這個數字是必要的，請核准。我們希望從4月起，連同以前批准的預算，你們每月按時給我們寄來共計3650元（中國元）。再有，按以前批准的2250元預算，我們在1、2、3三個月應收到6750元，而你們給我們寄來3423美元，僅相當於5887中國元，因此還差863元。這個數字我們還要求補上。以後請給我們寄金盧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中共中央總書記陳獨秀

馬克思主義一條基本原理，叫“存在決定意識”。的確如此，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中國共產黨，就一直被盧布“決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