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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麼一點資本，那麼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佈，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裡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