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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那兒知道了託氏關於中國革命的論斷，而這些論斷與他自己的痛苦思索結果極為相似，即：大革命的失敗，標誌著中國資產階級對於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已經取得了勝利，它對人民的統治已趨穩定，中國社會已是資本主義佔優勢並將得到和平發展的社會。因此，中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中國無產階級只有待到將來再去舉行社會主義革命。資本主義是不可逾越的——半個世紀後方被證實為正確的陳獨秀思想，在當時卻被冠以“取消革命”的惡諡大受批判，陳獨秀由此成為與托洛茨基齊名的“託陳取消派”首領。因“世界無產階級的偉大領袖”斯大林的態度，中共理應比國民黨更為痛恨託派的中國領導人。但毛澤東在黨內有了發言權後，中共對“老先生”的態度開始有了變化。陳獨秀提前出獄後，中共領袖們欲將本黨創始人接至延安養起來，但前提條件是陳必須公開宣告悔過。陳獨秀哪是為了苟活而說違心話的人？他當場就回絕了代表中共前來看望的董必武。董亦為選舉陳為中共首任領袖的十三名中共一大代表之一。陳慨然曰：
回黨工作，固我所願，惟書面檢查，礙難遵命。
所以，此事只得作罷。但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斯大林派回來的中共當家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國民黨前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7）
……他（毛澤東——筆者注，下同）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只好遵照實行。……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麼人都可以合作抗日，只有託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裡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託匪”、“殺人犯”等來攻擊託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斯大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託派，而我們卻要聯絡託派，那還了得；如果斯大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託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斯大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麼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表面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建立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斯大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裡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斯大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只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