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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北京師範學校後,他的光芒漸漸放射出來了。宣講所裡常常見他演說,辯論會中十回有九回優勝。再加上文學擅長,各種學科都好,一躍就成了校長方還最得意的弟子,所以十七歲畢業便做了方家衚衕市立小學的校長,三年考績,品等特優,由學務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後遂晉升為北郊勸學員,我這時剛在中學畢業,迥隔雲泥,對他真是羨慕不置!
由於幼年境遇的艱苦,情感上受了摧傷,他總拿冷眼把人們分成善惡兩堆,嫉惡如仇的憤激,正象替善人可以捨命的熱情同樣發達。這種相反相成的交錯情緒,後來隨時在他的作品裡流露著。涉世幾年的經驗,使他格外得到證明,他再不能隨波逐流地和魑魅魍魎周旋了,於是毅然決然辭掉一般認為優缺的勸學員,寧願安貧受窘去過清苦生活。他的處女作——老張的哲學——大部分是取材於這個時候的見聞。(注:《我與老舍》,《老舍寫作生涯》。)
羅常培,即羅莘田,滿族人,著名語言學家,老舍少年時的好友,年齡小老舍一歲。他們之間從少年時期結下深厚的友誼,以後雖歷盡滄桑,而友情越加深篤。一九五九年,老舍在悼念他的文章中寫下“與君長別日,悲憶少年時……”即不能運筆,淚水湧上眼睛。(注:《悼念羅常培先生》,《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
在老舍的青年生活中,特別應該提及的是“五四”運動對他的深刻影響。據老舍講,正是他在方家衚衕小學校做校長時,“五四”運動發生了。他雖然沒有直接參與這一偉大的群眾運動,但他從思想上卻受到了巨大的震動,並決定了他以後的生活方向。他說:“假若沒有‘五四’運動,我很可能終身作這樣的一個人:兢兢業業地辦小學,恭恭順順地侍奉老母,規規矩矩地結婚生子,如是而已。我絕對不會忽然想起去搞文藝。”(注:《“五四”給了我什麼》,《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五四”運動給他創造了作家的條件。
首先,“五四”運動給了他“一個新的文學語言”。過去,他學的是封建性的古典文學,散文學桐城派,詩學陸放翁與吳梅村。在新文學運動的激盪下,他毫不猶豫地放棄了過去所學的陳腐的規法,而改用白話寫作。這文字的解放,在當時是一件大事,猶如砸斷了束縛著雙手的鎖銬,他是以狂喜的心情迎接文學革命的。他同當時千千萬萬青年一樣,不知道為此花費了多少心血,消耗了多少紙筆。他開始偷偷的用白話寫小說,而且字句中間放上新的標點符號,“再有一百吳梅村,也攔不住我去試寫新東西!”(注:《老舍選集·自序》,《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他後來這樣回憶。他當然也有苦悶。他有許多新奇的感受,覺得“什麼地方都是詩”,卻又捉摸不到明朗的詩句,迷惘而又傷感。他想象著月色可能是藍的,石頭是有感覺的,卻又沒有膽子把藍月與活石寫出來。新詩寫得不順手,就在深夜朗讀《離騷》。他還沒有跨進文學之門,但已經邁出了步子。
其次,“五四”運動給了他“一個新的心靈”,“一雙新眼睛”。“五四”運動徹底地不妥協地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精神,衝擊著老舍的思想,使他的思想變了。他幼年入私塾,第一天就先給孔聖人的木牌位行三跪九叩的大禮,每天上學下學都要向那牌位作揖。這是天經地義的、從不敢懷疑的至理。然而現在,他“敢於懷疑孔聖人了”。他開始以批判的眼光審視“老人老事”。“五四”運動使他開闊了眼界,撥開了他的心智。他在小學讀書的時候就知道了國恥。可是直到“五四”,他才知道一些國恥是怎麼來的,而且知道了應該反抗誰和反抗什麼。他說:“以前,我常常聽說‘中國不亡,是無天理’這類的洩氣話,而且覺得不足為怪。看到了‘五四’運動,我才懂得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運動使我看見了愛國主義的具體表現,明白了一些救亡圖存的初步辦法。反封建使我體會到人的尊嚴,人不該作禮教的奴隸;反帝國主義使我感到中國人的尊嚴,中國人不該再作洋奴。這兩種認識就是我後來寫作的基本思想與情感。”(注:《“五四”給了我什麼》。)應該說,他後來不少長篇創作的主題思想,已經從這時就開始醞釀著了。
老舍辭去勸學員的職務之後,於一九二二年九月到天津南開中學擔任語文教員,兼任初級二年七組的輔導員。他在教課之餘,還參加了師生合組的出版委員會,經常出席研究有關學校刊物出版的會議,並審理稿件。這一年,他應校刊編者之約,寫了第一個短篇小說習作《小鈴兒》,發表於《南開季刊》第二、三合期上(一九二三年一月),署名舍予。小說的內容是寫一個叫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