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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鈴兒的小學生，因為參加反帝愛國運動而被學校開除的故事。這篇作品的顯著特點是它的愛國主義的主題；他的創作的起步之作即顯示出他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明確態度，這是很有意義的。然而，老舍自己並不滿意。他說：“除了在學校練習作文作詩，直到我發表《老張的哲學》以前，我沒寫過什麼預備去發表的東西，也沒有那份願望。不錯，我在南開甲學教書的時候曾在校刊上發表過一篇小說；可是那不過是為充個數兒，連‘國文教員當然會寫一氣’的驕傲也沒有。”（注：《我怎樣寫〈老張的哲學〉》，《老舍生活與創作自述》。）

一九二三年二月底或三月初，老舍自天津回到北京。在北京，他在顧孟餘先生主持的教育會作文書，同時在北京市第一中學兼教兩小時國語。這時他每月的收入只五十塊錢，抵不上做勸學員時工資的三分之一。然而他艱苦掙扎，謝絕各方的引誘，刻苦自勵。生活拮据，他寧可賣掉皮袍，給老母添置寒衣和米麵，也絕不隨意借債。羅常培晚上到北長街雷神廟的教育會所去看他時，他含淚把自己的苦衷據實以告。羅常培懇摯責問：“你為什麼不早說？我還拿得出這幾個錢來。何必在三九天自己受凍？”他的回答是：“不！冷風更可吹硬了我的骨頭！希望實在支援不下去的時候，你再幫助我！”簷前的鐵馬被帶哨子的北風吹得叮噹亂響，兩個年輕的朋友相對無言，這就是彼此的支援了。（注：詳見《我與老舍》。）

二十年代初，老舍同北京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有過較多的聯絡。他同進步的、愛國的寶廣林（樂山）是摯友，寶廣林主事過缸瓦市基督教福音堂。老舍曾在缸瓦市堂附設的英文補習夜校學習英語，並幫助教會做些社會工作。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北京基督教青年會證道團主辦的刊物《生命》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上刊出老舍翻譯的一篇文章，題目是《基督教的大同主義》，原作者就是寶廣林。寶廣林用英文寫作，他這篇文章的主旨是宣揚一種基於自由、平等、博愛的基督教大同主義。他認為，應該“撲殺蓄婢之制，以提高婦女地位，置嬰孩於家庭中心，而尊崇獨妻之制。以犧牲之精神，使社會安堵。”（注：詳見曾廣燦：《老舍早期譯文：〈基督教的大同主義〉》，《文史哲》1981年第4期。）這種主張，自然帶有唯心主義的、空幻的色彩，但對於出身貧寒、渴望自由平等的老舍，卻是救世的福音。老舍的思想當時還沒有達到先進思想家的高度，他還不善於分辨理論上的真偽，是很自然的。應該說，他還處在探索中。一方面，有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的強烈要求，另一方面對於如何反對封建主義、反對帝國主義，又處在朦朧狀態中。在這種情形下，他尋求救國救民的道路，就難免受到包括博愛主義在內的各種思潮的影響。在博愛主義的影響下，他於一九二二年加入基督教，受洗禮，也是一件自然的事。應該看到，對於早年受到的這種博愛主義的影響，到了三十年代初他是有所認識的，在後來的創作中，他並且借否定具有博愛主義思想的人物，否定了這種思想，這就是《黑白李》。一個取得卓越成就的作家的思想歷程往往是比較複雜的，老舍也是如此。

因為他認識寶廣林，由寶廣林介紹認識了燕京大學英籍教授艾溫士，這才得以到燕京大學旁聽英語。他的勤奮好學，引起艾溫士的注意，認為他是北京教育界的後起之秀，願意介紹他去英國教書。做為一個年輕的愛國者，儘管他個人生活充滿坎坷，但他一刻也沒忘記國家大事。“五四”運動的愛國自救的思想激動著他，憂國憂民的感情滿溢心中，他希望能有機會考察各國的情形，藉以探求救國的道路。他之接受艾溫士的建議，毅然去國遠行，這是一個重要原因。當然，到英國倫敦東方學院去教書，能有較穩定的收入，可以藉此贍養老母，也是一個原因。

一九二四年夏，他登上海輪，遠走異國。

老舍在北京，整整生活了二十六個年頭。北京之於老舍，猶如生命的一個組成部分。它的風俗，它的傳統，它的豐富的熙熙攘攘的平民的生活，深深地理在老舍的心底。後來的創作證明，他一生中最成功的作品，都是以北京為背景的。然而在這時，那還是一個未曾開採的礦山，一棵參天大樹的還未破土而出的幼芽。

第二章 異國生涯（一九二四——一九二九）

在東方學院執教

一九二四年夏，老舍遠涉重洋，到倫敦大學東方學院任華語教員。

離別母親，老舍深感歉仄，他因不能奉侍老母於膝下而心存憂傷；所可安慰的是，他初到倫敦，就遇到好友許地山，這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