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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力量越大，一體化調節能力越弱，變法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小。特別當一個王朝中後期，利用腐敗的官僚機構去整頓官僚機構，用土地兼併者去反兼併，用貪官去整頓吏治，就猶如以油滅火，越滅越烈。公元78O年，唐德宗任用楊炎推行兩稅法，針對土地兼併日益嚴重的情況，提出徵稅“唯以資產為宗，不以身丁為本”。土地以公元779年政府掌握的墾田數為定額進行徵稅，其餘一切“租庸雜徭悉省”。這種稅收制度的重大改革，對於均田制破壞後失去土地的農民，對於封建國家，都比較有利，而不利於兼併戶。但它在實際推行過程中，加重了農民負擔。按資產佔田數徵稅，要求封建政府及時而準確地掌握實際的資產佔田情況。但在公元780年定稅之後，“三年一定”的清產核資根本實行不了，公元788年才勉強重新審定一次。有的地方甚至二、三十年也不審定戶等。公元811年，衡州刺史呂溫在奏摺中說到，該州“二十餘年，都不定戶，存亡孰察，貧富不均”。清查定戶要靠地方基層官吏，當政治結構中無組織力量相當大時，就無法認真做到這一點，而且他們還會利用權勢，任意定戶。兩稅法實行後，貨幣流通減少，物價下跌，政府又不得不把錢摺合成實物徵收。官吏就抓住把錢摺合成實物這一缺口，趁機向老百姓敲榨盤剝。政府規定在徵稅過程中，加耗不得超過百分之二，而在實際徵收穀物時，往往加耗百分之十左右。這個例子表明，任何政策從字面上講，可以制定得非常嚴密，但它總有不那麼明確的地方，而且執行政策的是人，一旦機構腐敗，執行政策的就是無組織力量本身。那麼政策中不明確之處，就成為那些人鑽空子攫取私利的依據，從而使一個較好的政策不是無法實行，就是弊竇滋生。
北宋中後期王安石變法，目標也是遏制無組織力量，精減機構，增加財政收入，加強對農民的控制，企圖富國強兵。於是推行了一整套法令：均輸法、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市易法、保甲法等等。尤其是免役法，改服役為交役錢，由國家僱傭有關人員，這既可增加國家收入，又可趁機精減吏員。但原有的吏員決不肯放棄既得利益，官僚機構反而因實行新法膨脹得更快了。免役法在推行中一改再改，越改則貧苦下戶負擔越重。最後造成鄉村下戶要交鋼役錢幾百文到一、二千文的地步。
方田均稅法本是為了抑制兼併，但丈量土地也要靠地方官吏去辦，在執行中，官僚地主往往從中漁利。王安石的新法雖相當完善，但在執行中不是走樣，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