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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有效率，一系列政策能付諸實踐。土地法令制定後，凡丁男以及殘疾寡妻都可依有關規定獲得土地。賦役都寫明數額，“書於縣門、村坊，與眾知之”。政府規定凡地方官能做到增殖戶口，“勸課農桑，禾穀豐登，施政清平”者就加以升獎。官吏有貪贓者，則“隨其所犯，置以重法”。史載貞觀一代地方官很重視農田水利，招納流亡，勸課農桑。當時“官吏多自清謹，制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跡，無敢侵欺細人商旅”。這說明官僚機構尚未腐化時，儘管社會上也存在著王公妃主、大姓豪猾這些無組織力量，但他們都受到了制馭抑制。這樣，出現了中國歷史上著名的貞觀之治，唐太宗也成為最有作為的皇帝，為後世所讚揚。
唐朝中期，社會情況就較前不一樣了。土地兼併嚴重，官僚機構臃腫失靈。唐玄宗即位後，立即在自己周圍形成了一個改革核心，先後任命姚崇、宋璟、張嘉貞、張九齡、韓休、杜暹等人為宰相。改革以整肅吏治、清除武則天以來外戚集團干政所造成的種種弊病為發端。公元714年（開元H年），將武周時代的著名酷束十三人“放歸草澤，終身勿齒”。開元十年，又將洛陽縣一個刻削百姓無度、民憤極大的主簿在朝堂集眾決殺。並嚴格考試製度，裁減大批冗官。開元四年，唐玄宗親自出試題考核縣令，其中四十五個不合格者，當即淘汰，“放歸學問”。唐玄宗還實行京官與外官的互調製度，恢復了貞觀時的史官出席中央最高階會議的舊制，做到“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對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也進行了打擊。開元九年，開展了全國性的檢田括戶運動，公佈法令，禁止買賣永業田。國家增戶八十餘萬。同時放免鎮兵二十萬，縮減軍事開支。當時佛教勢力很大，對一體化是嚴重的干擾。唐玄宗下令僧尼還俗，一次還俗者就達一萬二千餘人。中外聞名的盛唐繁榮局面，就是指的開元、天寶年間的情況。
但是，開元之治已不同於貞觀之治。改革在推行中遭到無組織力量這樣那樣的抵抗，有不少達官貴人，貪官奸商，無視中央政府的土地法令，繼續兼併土地。如奸相李林甫的“京城邸第，田園水磑，利盡上腴”。唐玄宗的改革不過是對無組織力量作了某些限制而已。而這種限制，往往又被立法者帶頭破壞。如當時規定皇妹封戶為千戶，皇女減半。但玄宗在咸宜公主出嫁時卻賜封一千戶。特別是玄宗本人後期已成了腐化的魁首。勇於進諫的張九齡也被罷相。全國軍費由初唐時的二百萬貫增至一千二百萬貫。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在稍受限制之後，又很快地反攻倒算，惡性發展。開元之治只保持了二十年左右的繁榮局面，安史之亂爆發後，唐朝很快就陷於衰落境地了。
我們再來看看唐代後期的一次變法改革——永貞改革。當時，一批有抱負的臣僚王叔文、柳宗元、劉禹錫、王伾等，團結在唐順宗周圍，把改革的矛頭指向猖獗的無組織力量，打擊腐朽的宦官和藩鎮勢力，停發內侍郭志政等十九人的薪俸，為受廹害排擠的官員陸贄、陽城等人平反。經濟上推行德宗時制定的兩稅法，抑兼併，止苟徵，免除百姓歷年積欠的課稅。這些政策深得人心，“市裡歡呼”。但是永貞改革之際畢竟不是貞觀、開元的時候了，無組織力量已合流成一股不可控制的勢力。當時，朝中大官僚、大士族高郢、鄭珣瑜、賈耽等以退職不幹來威脅新政。宮中大宦官俱文珍、劉光琦抓住禁軍權力，割斷了王叔文派與皇帝的聯絡，擁立太子李純為帝。王叔文斌全部被貶或被殺。永貞改革徹底失敗了。王叔文曾借杜甫之名詩，澆心中之塊壘，悲壯地吟誦“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慨嘆改革的失敗。
如果我們孤立地看永貞改革，而不把它放到唐王朝自身的歷史演變的背景中，那就很可能會象王叔文那樣把這次改革的失敗歸於一些偶然的原外。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王朝前期和中期的變法改革往往是成功的或有成效的，而後期變法不論改革者多麼有作為，都註定要失敗。
唐代的貞觀之治，開元之治，以及永貞改革，極為典型地反映出變法效果和成功的機率隨著無組織力量增長和社會結構的老化而遞減的現象。中國曆代封建王朝的變法均符合這一規律。因此，我們可以把這一規律性現象，稱為變法效果遞減律。
4。2王朝中後期變法對社會危機的加劇
為什麼會出現變法效果遞減律這種奇特的歷史現象呢？關鍵在於封建大國只能用一體化調節力量來控制調節社會，只能用官僚機構來進行改革。除此，它不可能擁有別的調節力量。社會結構中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