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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剝削關係中，自耕農向國家交納田賦、雜稅，還要服徭役。佃農不僅要受封建國家的剝削，還要受到地主的剝削，中間層次是地主（它包括貴族、官僚以及一般的中小地主）。最上層是封建國家。這種剝削結構的最大特點是，農民所受剝削量大小的伸縮性很大，它可以相對輕，也可以極重，主要取決於一體化調節力量的大小和無組織力量。而在歐洲封建社會里，領主的剝削多受習慣法約束，其可變度不大。
在中國封建社會剝削結構中，農民所受的剝削可分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先看一下可控部分。這一部分主要由田賦、人頭稅以及法定的徭役等組成。歷代王朝，賦稅定額及徵收方式不盡相同。但是，田賦和人頭稅是相對穩定的，相比之下也不那麼重。雜稅和徭役則是由國家控制的一個可伸縮量。在王朝實行與民休息政策、國庫充實時，這個可伸縮量就較小。當無組織力量膨脹、國庫虧空或有邊患時，這個可伸縮量就會因橫徵暴斂而擴大。
西漢時，田賦號稱“三十稅一”，是相當輕的，但有役重於稅的特點。最近，有人對漢代一個五口之家、耕地七十畝（合周制百畝）的農戶所受封建國家的剝削作了推算：年收谷共二百一十石，其中田稅為七石，佔百分之三點三；徭役摺合谷六十石，約佔百分之二十九；人頭稅摺合谷四石，約為百分之二。也就是說，田稅及人頭稅相加，只佔總收穫量的百分之五，如加上徭役，剝削率當在百分之三十四左右。我們再看看明代的有關情況。據梁方仲統計，明代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弘治十五年（15O2年），萬曆六年（1578年），每年平均每畝田徵糧額分別為：三點四六升、四點三升、三點八升。他還統計了從明太祖到嘉宗（1381—1626年）近二百五十年內，全國實徵糧銀按全國人口平均每口的負擔量。根據統計，我們可以看到最高額為明七宗朝，為升／人；最低為世宗朝，為升／人；而太祖時為升／人，熹宗時為升／人。二百五十年間人均負擔的變動是不大的。這說明，封建國家對農民剝削的可控部分是相對穩定的。
根據上述數字可算出，明初法定人均負擔為50升／人。假定自耕農為百分之六十，國家的全部稅收部由這部分人承擔，那麼自耕農人均負擔量就為：
50升／人/60％=83升／人
按洪武時每戶平均人口為五點五人計，那麼每戶自耕農每年平均負擔：升／戶，也即石／戶。這個賦額是不高的。可見，在一個王朝初期，僅就封建剝削的可控部分而言，自耕農安剝削較輕。封建國家的財政和農民的生活都可以維持下去。
佃農的情況又怎樣呢？他們除受封建國家剝削外，還要向地主交地租。地租是國家不可控部分，地主對佃農的地租剝削率比國家田賦高得多，《漢書》《食貨志》載，“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王莽也說過，在豪民兼併的土地上“實什稅五也”。唐代陸贄也說過，國家收田稅每畝五升，而他主每畝要收一石，“是二十倍於官稅也”。他主張制定全國統一的地租標準，以限制地主對佃農的剝削。歷代也曾有過這樣的嘗試，但並不成功。宋代基本上是私租五五分成。如果租用地主的牛及耕具，則須再加一成，四六分租。地租標準的高低往往和土地兼併程度有關，當土地兼併日益嚴重、自耕農破產佃農人數急劇增長時，地主往往就會藉機抬高地租標準。可見，地主是封建國家與佃農間的一箇中間剝削層次。地主只向國家交納（往往偷稅漏稅）少量田賦，而以高達百分之五十的剝削率殘酷地剝削佃農。這一層次的剝削實際上是不可控的。
中國封建社會里剝削結構分為可控部分和不可控部分，就造成了農民受剝削和無組織力量大小緊密相關的重要特點。
當王朝初期無組織力量比較小的時候，自耕農比例較大，所受剝削主要是國家可控部分的田賦、人頭稅、法定徭役，相對說來剝削是比較輕的。相比之下，西歐領主制經濟下農奴所受剝削要重得多。法國到農奴制後期，農奴每星期要為領主取三天強制性勞役，此外，還須向領主納地租和不定貢獻，對教會納什一稅和其他不定期費用，對國王納土地稅、人頭稅、鹽稅、二十取一稅等等。
但是，在一個王朝的中後期，政治結構和經濟結構中的無組織力量合流以後，加劇了土地兼併，自耕農大量破產，轉化為佃農。夾在封建國家與佃農之間的地主階級，就充當了一個剝削放大器。尤其是官僚地主更是有恃無恐，剝削無度。越到後期，土地兼併日益嚴重，佃農人數驟增，地主剝削所佔比重也越大。剝削放大器隨著無組織力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