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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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我們在分析剝削放大效應時，可以看到這樣一個總趨勢：在中國封建剝削關係的三層次中，王朝初期時，封建剝削的可控部分佔優勢，三層次保持某種平衡，使得封建大國能夠支撐並發展。但隨著無組織力量增加，不可控部分、特別是地主階級封建剝削這一中間層次，就會惡性增長，其結果是堵塞了國家的財源，吸乾了農民的血汗。這樣，平衡破壞了，封建國家喪失了賴以生存的物質條件，整個社會的崩潰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4。5農民大起義與社會結構的關係

封建剝削和壓迫加劇的後果只是為農民大起義準備了土壤。任何較大規模的農民起義，都需要相當的組織力量。因此，僅僅只有農民所受剝削壓迫深重這一點，而沒有把革命力量組織起來的要素，大規模的農民起義仍是木可能的。

稍微具備世界史常識的人都知道，世界中古史中，很少看到中國封建社會那種每隔兩、三百年發生一次的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而且這些大起義都發揮了摧垮舊王朝、使新王朝得以重建的巨大歷史作用。西歐自公元五世紀進入封建社會以後，到八世紀才有農民起義的記載，其規模很小，影響不大。直到十四世紀，英國著名的瓦特？泰特起義，捷克的“塔波爾派運動”，不過三、四萬人，一般則是六、七千人。西歐封建社會最大的農民起義，是十六世紀德國農民戰爭，總共也不過十幾萬人。總的說來，歐洲封建社會農民起義與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相比，具有規模不那麼大、作用不那麼強的特點。

從農民階級所處的地位和分散性來看，實現大範圍內的有組織的行為是相當困難的。要出現全國範圍內有組織的革命反抗，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有共同的反抗目標；第二，反抗者有相互聯絡的條件，能及時地集中起來。一般說來，在分散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實現這兩個條件把農民組織起來是很難的。西歐封建社會中，領主是本領地裡的上皇帝，農奴們的階級仇恨往往僅限於一個個具體的領主。隨著領主各有差異，農奴的處境也不完全相同。在這種情況下，農奴們的反抗目標就難以在大範圍跨地域地統一起來。所以，歐洲中世紀封建領主對農奴極其殘酷的剝削，雖然使社會象乾柴一樣隨時可能起火，但反抗的火苗大多不能形成燎原之勢。

在中國封建社會里，由於存在一體化調節和全社會性的無組織力量的增長，全國農民很容易認清貪官汙吏、地主惡霸是他們共同的敵人，反抗目標很集中。一體化調節及無組織力量就剛好起到了克服農民分散性、把農民的反抗行為組織起來的作用。這確實是很奇妙的。大規模的農民戰爭的巨大威力，正是中國封建社會獨特的社會結構所呼喚出來的。

如果我們考察一下農民起義的反抗目標與無組織力量的關係，就可以發現，在一個王朝中前期無組織力量較小時，農民起義是地區性的、規模也不太大，反抗目標往往只是貪官而不是皇帝。如明代中前期最著名的是1511年以劉六、劉七為首的農民起義。他們攻城克堡，殺貪官汙吏，勢力到達北京附近，並從河北進入山東、河南，南下湖廣，抵江西，又北上進攻北京，打得明廷大有招架不住之勢。這支農民起義隊伍首領之一趙鐩說：“今群奸在朝，舞弄神器，濁亂海內，誅戮諫臣，屏棄###”，“乞陛下睿謀獨斷，梟群奸之首以謝天下，即梟臣之首以謝群奸”。他們的反抗目標，主要是針對當權的群奸。只要明主殺“群奸”以謝天下，他們甘願殺頭。王朝中前期的農民起義，大多是殺貪官汙吏和地方惡霸地主，而不是把矛頭指向以封建皇帝為代表的國家。

王朝末期無組織力量在全國範圍氾濫，整個官僚機構腐敗，推翻以皇帝為首的整個官僚機構就成為全國農民統一的目標，農民起義必然就是全國性的。漢末黃巾軍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已有改朝換代的意思了。隋末農民大起義歷數隋煬帝的十大罪狀。指出起義原因是：“今同苦朝政，各興大義”。除了反對舊王朝外，平均主義的社會理想，也是把農民組織起來的目標。我們可以看到，自唐以後農民起義的口號，除了推翻舊王朝以外，平均主義的理想也日益突出了。王仙芝自稱“天補平均大將軍”。宋代王小波、李順起義則明確提出：“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鐘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