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血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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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麼起義提出；“法分貴賤貧富，非善法也。我行法，當等貴賤，均貧富”。明末農民大起義也提出均田，蠲免錢糧，平買平賣的主張。在哀鴻遍野的時候，李自成義軍的“迎闖王，不納糧”的口號更是富有吸引力的。到清代太平天國時，農民政權甚至頒佈了“天朝天畝制度”，提出平均的大同社會理想。

農民起義口號的發展，說明反抗目標日益明確——從王朝初期反貪官不反皇帝到末期反對整個朝廷；從王朝早期僅僅提出某些具體反對目標到後期發展到追求平均主義的理想，這充分說明農民起義是否定宗法一體化結構和無組織力量的革命力量。農民起義的組織和口號與無組織力量形式變化是直接相關的。

除了共同的反抗目標以外，大規模的農民戰爭必須有革命的組織核心。中國封建社會存在著宗法一體化結構和調節，它促進了革命組織核心的形成。

陳涉、吳廣起義核心的形成，是秦王朝繁重的徭役和苛政所致。僱農陳涉、吳廣和服役農民九百餘人在蘄縣大澤鄉為暴雨所阻，耽擱了報到日期，要被處死。在死亡的威脅下，他們便“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就地起義。有了這個組織核心帶頭點火，加上當時“天下苦秦久矣”，於是聲勢浩大的全國農民大起義立即燃為燎原之勢。隋末農民大起義的引爆點出現在受兵役之苦最重的山東、河北省。皺平、王薄起義是反對東征，當時有“無向遼東浪死歌”。元末劉福通起義，正是抓住了元順帝役使十七萬民工集中於黃河工地的時機。明代的流民暴動，則發生在流民集中的荊襄和四川。總之，往往在那些國家舉辦的公共工程中，或人口集中之處、商業交通便利之地，首先成為全國農民起義的引爆點或形成組織核心。

農民中的秘密結社和宗教團體，在形成起義組織核心中也起過重要作用。黃巾大起義前利用“太平道”已建立了三十六方的全國性秘密組織。益州、巴郡一帶的“五斗米道”在張魯起事前已活動多年。元末農民大起義中，“明教’影響十分大。農民中的宗教團體之所以能夠做到暗中串聯、秘密結社，一方面要以共同的反抗目標為基礎，另一方面必須以利用宗法一體化結構克服小農經濟分散性為條件。而秘密結社、宗教團體，不過是組織的具體形式。在歐洲分散的領主經濟結構中，農民起義也有宗教的色彩，但缺乏一體化調節力量，所以很難形成全國性的組織。

總之，如果說農民是中國封建社會中最主要的物質財富的創造者，他們的生產勞動推動著整個社會生活的發展變化，那麼，宗法一體化結構就好象一座牢固的長壩，把農民管理起來，控制起來，而無組織力量就好比壩裡的老鼠，不停地打著洞，任何挖鼠滅鼠的行為也不能遏制鼠洞的增加。這樣，堤壩越來越脆弱，老鼠越來越猖獗，終有一天，波瀾壯闊的農民起義要衝決一體化的大壩，淹死老鼠們，把數百年積累起來的汙泥垢水盪滌乾淨。

4。6動亂規模與無組織力量成正比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農民起義的規模和無組織力量的大小有著正比的關係。當區域性地區無組織力量很大時，區域性地區的農民起義機會發生。當全國性無組織力量氾濫時，全國性的農民大起義就會爆發。我們能不能從統計上說明這一點呢？最近，有的歷史研究者在這方面作了一些量的分析。梁作檠在《晩清之政治腐敗與社會騷亂：一個量化之分析》的論文中，將1796—1911年間的農民起義的次數和規模進行了統計。為了排除偶然性。作者將農民起義人數的對數之函式作為農民起義烈度的度量。如，將少於一千人的起義烈度定為二。而一千至一萬人的起義烈度定為三。又考慮到起義持續時間和影響範圍，將其總體相加之後，畫出農民起義烈度曲線（見圖10a）。為了研究自然災害以及物價、通貨膨脹等經濟因素對農民起義的影響，也畫出這一時期相應的物價等因素綜合變化曲線（見圖10C）。作者還根據《清實錄》把官員瀆職行為分為貪怠、無能、欺凌平民三類，每一類又分有細目，然後對政治腐敗情況進行綜合考察，加以量化，得出政治腐敗曲線（見圖lOb）。

這三條曲線為我們從統計意義上研究無組織力量的大小，與農民起義烈度之間的關係，提供了素材。為了進一步看清三者之間的相互關係，我們可以用取十年平均值的辦法，對這三條曲線進行濾波處理。這樣，就可以得到以下三條曲線（見圖11）：

非常明顯，農民起義烈度曲線和政治結構腐敗曲線，是相當吻合的。在公元1820年以前，政治腐敗程度在一點五級以下，相應的農民起義的烈度也很小（在零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