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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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辦“南德世界大學”，在世界範圍內為中國吸引管理智慧，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

《第一財經日報》總編秦朔在回憶其採訪牟其中的感受時稱，“牟其中不停地說他的理想，說自己坎坷的經歷，坐牢、流浪、孤獨、不被理解，他說自己聽到國歌就會流淚。”

然而，後來夏宗偉受牟其中之託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牟其中覺得很委屈，他說自己其實很厭惡政治。”

馮侖經常提到“江湖方式進入，市場方式退出”。牟其中最大的失足，或許就是始終以江湖方式做人行事，結果越陷越深難以自拔。馮侖如此評價牟其中：

牟其中是被社會長期壓在底層的一個角色，其悲劇性在於要用衝撞體制的辦法不斷證明自己的強大，要翻身。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生意人。政治情結、江湖大哥、民間智慧、合理的商業想象力，以及我們有限的體制空間，塑造出牟其中這樣一個形象。現在沒有此類人物了。生存就是在每個階段改變自己適應環境，不斷改變行為方式；而以原有方式一直往下做，環境改變人不變，會死得很快。

牟其中是非常複雜的一個人，作為中國最早的民營企業家，很具有標本意義。一個人在一個時代中能夠迸發出的光芒，其實就是這個時代的光芒。所以，我覺得解讀和了解牟其中，最重要的是應該明白一個企業家的命運不是孤立的，一定要在一個時代的背景下才能發光。你所能做的事業一定取決於制度空間的大小，你個人的品質再好，能力再強，都不重要，只有跟制度空間相容，你才能夠很好地成長。

多少年之後，不少第一代企業家的政治情懷依然濃烈，最為典型的莫過於娃哈哈掌門人宗慶後，2007年與法國達能燒起戰火，濃濃政治味，大打民族牌。事實上宗慶後等企業家與牟其中的掙扎一樣，打出政治牌只是不得已情形下的一種突圍之道。

2008年6月我們接觸到杭州的一位地產商，他的企業剛在A股上市，一向立足杭州本地市場的他，在與我們喝酒時突然冒出一句話：“不久的將來我一定要到北京去蓋個樣板房，讓那些之前對我不太感冒的官員們知道我造的房子其實是一流的。”

這種激昂背後，同樣折射的是民營企業家尋求認同過程中浸淫的政治情懷。

適度寬容

牟其中在政治情懷上一敗塗地，與他張揚的性格不無關係。他早早地大肆宣揚自己是“中國首富”，這種做法在當時的中國，無異於提前宣告自己落入政商博弈陷阱的宿命。曾有人提醒牟其中收斂一下、以免受查，他反問道：“誰來查我？怎麼查我？”

同於1999年登上富豪榜的健力寶前掌門人李經緯，後來由於產權問題與當地政府產生糾葛，性格的強硬使得他最後仰天長嘆，欲哭無淚。

相比牟其中和李經緯，2001年胡潤百富榜上榜富豪、前華晨集團董事長仰融（第3名，70億元）要低調的多。仰融是一個令業內外人士都琢磨不透的企業家。2001年我們為了核實他的財富資料，給他發了20多份傳真，結果總是石沉大海；我們專程跑到華晨設在上海總部造訪，他的秘書總是告訴我們“仰總出差去了。”

仰融同樣沒有逃出落馬的宿命。2002年10月，遼寧省檢察院正式批准逮捕仰融，雖然此時他已身在美國，但恐怕很難以從容的姿態再度踏上中國的土地了，這位以資本運作聞名於世的傳奇企業家最終也以悲劇性結局收場。

仰融其實是介乎於李經緯與牟其中兩種型別之間的一個樣本企業家。他有李經緯式的天才頭腦，但比李經緯懂得在與權力相爭時適時保護自己；他有牟其中的政治與商業敏銳性，但比牟其中更懂得自我節制。儘管如此，他依然走出屬於那個時代的迷宮。

十年百富史，從第一屆榜單上的牟其中開始，“原罪”和政商博弈成為一個永恆的命題。而我們探究中國企業家特別是第一代企業家的創業史，會發現他們中的大多數，當初創業的條件和境況都相當糟糕；時過境遷，中國的財富社會，雖然仍難改掉以成敗論英雄的心態，但卻有必要對一些失敗者保持適度的寬容和敬畏。

2008年5月底，一直以來高調為民營經濟發展大聲疾呼的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會長保育鈞，在回顧改革開放30年特別是最近10年民營經濟發展歷程時說，民營經濟的成績巨大，但是問題也相當艱鉅；現在改革的動力缺乏，我們要尋找動力，我們要人人爭當動力，不要當阻力。

身在大獄的牟其中如果聽到保育鈞此言，或許會感慨萬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