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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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小峰沒有去做房地產，而是選擇了未來核心產業之一的太陽能。

2007年是一個財富無限膨脹的年份，當楊惠妍以1300億元成為中國首富，當富豪榜前十位“十有*”與房地產有關時，“財富”二字甚至開始讓民眾和傳媒生厭。有人嘲諷道：“大國崛起，還是首富崛起？中國曾經有過500強，可傳下來的只有宅子。”

這一年的10月，A股市場氣勢如虹衝破6000點，不少股票不到一年間漲了幾十倍。儘管資本化和金融化是中國經濟必經的階段，但在普通民眾甚至不少企業家財富管理技能匱乏的情形下，這種財富盛宴不過是吹起來的大泡泡，或說是“少數派的遊戲”。　。　想看書來

附：中國首富十年變遷（3）

當2008年大潮退下，人們開始重視起之前忽略的財富大亨，比如日照鋼鐵的掌門人杜雙華。然而，在中國轟轟烈烈的整合大潮中，如今的民營鋼鐵巨頭日照鋼鐵卻面臨被山東鋼鐵集團吞併的可能，有人開始感慨當下出現的“國進民退”的趨勢，當然這一話題在富豪財富增長方式的討論範疇之外。

願作烏龜而不是鯰魚

“我很高興當上首富，我的每一桶金都是陽光的。”這是新希望集團掌門人劉永好成為2001年“中國首富”後到央視參加崔永元主持的《實話實說》時說的一句話。

這句話很平實，但卻極具開創精神。因為上個世紀*十年代，許多商人都是“夾著尾巴富起來”的，而取代榮氏家族戴上首富桂冠的劉永好卻直面應對，令許多企業家詫異。

聯想起2001年7月*在建黨80週年大會上第一次將民營企業家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多數企業家開始由之前害怕登上富豪榜，變為“劉式”坦然，甚至主動希望上榜。

但第二年的情形突然有了變化。一份關於富豪偷稅的調研報告廣為傳播，這份報告稱：“目前我國每年流失的稅款大致在1000億左右，其中的大部分被一些富豪收入私囊。”報告的結論是：“對於社會轉型時期出現的高收入階層，相當一部分積累下來的財富來源於遊離於社會監管體系的‘灰色地帶’。”

一時間企業界風聲鶴唳，我們期盼的更多劉永好式富豪不但沒有出現，反而接到了一些恐嚇電話，恐嚇者稱如果將其拉進了這一年的富豪榜，“後果自負”。

儘管最後我們相安無事，但這一事件加重了社會的仇富心態，一些本來決定當鯰魚的企業家，情願做起“烏龜”來，所謂明哲保身嘛。

2003年是社會仇富心態集中爆發的一年，這一年的1月22日，山西海鑫鋼鐵集團掌門人李海倉在辦公室被同鄉槍殺；2月12日，浙江“皮革大王”周祖豹在家門口被亂刀捅死；8月17日，甘肅地產商劉恩謙在蘭州被槍殺……

此類事件令有關部門非常震驚。《中華工商時報》引用*中央*部、全國工商聯年初的一項調查稱：“我們並不諱言先富階層中，確有有愧於建設者稱號的人和事，但這只是極少數。”“正確認識和評價先富階層，對於整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持續穩定快速發展，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

不過，直到現在，貧富差距之大仍是政府的一大心病。特別是最近幾年經濟高速增長後，鴻溝越來越大。以至於香港知名報人林行止也於今年年中宣佈，有感於香港社會貧富差距加劇，他不願再做盲目的市場信徒，他聲稱中國只有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之間平衡發展的政策，其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對政商關係邊界難以把握精準，是民營企業家的另一件頭疼事。我們在《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中總結了中國民營企業家群體處理政商關係的型別大致有四種，第一種是“伴君如伴虎型”，外表風光，卻常心生唏噓；第二種是“同床共枕型”，利益勾結，共謀“大業”；第三種是“不倒翁型”，環境惡化抑或決策失誤後，總有“貴人“相助；第四種是“緊松分明型”，各有所需，但從不越界。

附：中國首富十年變遷（4）

江蘇商人嚴介和是第一種型別。他從創業一開始就表現出很高的政治智慧，他的太平洋建設集團承接的幾乎全是政府專案，他說：“和政府打交道沒什麼風險，你要想著真正為政府分憂，並且去做了，就會贏得政府官員的信任。”然而他最後也是在政商關係上栽了跟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曾把旗艦業務公司從江蘇遷到了上海。

原上海福禧投資掌門人張榮坤和原茂盛集團掌門人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