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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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山屬於第二種型別。這兩位上海商人雖一少一老，都是“公路大王”，都與上海社保案有關。

因為可以藉助政治槓桿，張劉二人的經歷和手筆讓人驚歎。張榮坤以13億財富登上2002年胡潤百富榜時為34歲，僅比榜單上最年輕的富豪、大連實德掌門人徐明大3歲。事實上，他的真實年齡只有29歲——因當選全國政協委員，出於掩蓋資歷太淺而躥升太快的目的，張榮坤把自己的年齡虛報了5歲。

台州商人邱繼寶是第三種型別的代表。他是6年前就曾被時任國務院總理的*稱為“國寶”的縫紉機大王。今年年初，邱繼寶執掌的飛躍集團資金鍊就已非常緊張，但在3月份北京召開的“兩會”期間，他還在央視新聞聯播中出現，大談“自主創新”。5月份飛躍可能破產的訊息傳出後，坊間大驚。然而，各級政府部門都樂於伸出援手，從椒江區政府到台州市政府，再到浙江省政府甚至商務部，均非常“踴躍”。

第四種型別的代表性企業家是無錫尚德掌門人施正榮和江西賽維掌門人彭小峰，為了引入太陽能產業，江蘇無錫政府和江西新餘市政府分別對施彭二人的進駐提供最優質的服務。無錫市政府敦促國資入股給尚德成長以關鍵推力，上市前又責成國資悉數退出以防牽制其將來發展，而當尚德和賽維走向正軌時，政商邊界相對分明，這也是兩家太陽能旗艦企業迅速騰飛的關鍵原因之一。

不過，就算企業做得足夠大，大多數中國富豪都認為，低調總沒有錯，而且低調並不等於示弱。於是我們看到儘管黃光裕十年間三次成為“中國首富”，但他始終毫不張揚。

願意作烏龜而不願作鯰魚，中國富豪的這一脾性與中國特殊的政經環境有關；做一隻快樂的鯰魚，要衝突的樊籬實在太多了

他們的成熟與未來

財富社會的主角並不單獨屬於富豪這一群體，普通民眾的見聞感受是社會財富觀變遷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不可否認，十年富豪榜和十年間上榜的逾千名富豪，他們五彩斑斕的經歷為人們創業和處世態度提供了形形色色的藍本。

當史玉柱幾度沉浮，從賣漢卡到賣腦白金，再到以網遊公司掌門人的身份在紐交所成功上市，人們看到了“巨人”的堅韌。同樣，當不少企業家在政商關係上一籌莫展或是遭遇滑鐵盧時，萬通掌門人馮侖“擇高處立”“同心同德，予以不取”的建議讓人醍醐灌頂。　。。

附：中國首富十年變遷（5）

然而，民眾不是電視觀眾，他們要精神激勵，更希望自己的荷包鼓囊。他們常以底層平民甚至以窮人的身份率性地表達著自己對富人們的豔羨、嫉妒，在很多時候，這種情緒對富豪們形成了一種鞭策。

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玖龍紙業的掌門人張茵。當她以270億元財富成為2006年中國首富時，她感到渾身不自在，最主要一個原因是，人們開始緊盯著她的行蹤、她的工廠，直到今年4月，香港民間團體一項名為　“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將玖龍列入了“內地血汗工廠”的黑名單中，張茵大怒，稱這一組織為“無良組織”，遂引發了一場不大不小的風波。

張茵最後“軟了”下來，承認自己的企業有不完善之處；儘管張茵覺得自己有些委屈，但公眾的力量正在於此，他許多時候鞭策你以一種開放而非排斥的心態面對質疑。

《從優秀到卓越》一書的作者、美國管理大師吉姆·柯林斯曾說，一家公司從優秀到卓越，跟從事的行業是否在潮流之中沒有關係，即使是一個從事傳統行業的企業，即使它最初默默無聞，它也可能卓越；但柯林斯又強調“不但要卓越企業，更要卓越社會”。

當然大眾有時會表現得過於苛刻。史玉柱曾委婉地批評大眾的不夠寬容：“社會對我的要求要比對陳天橋、丁磊要高，因為我曾經是一個失敗者，中國人骨子裡是成王敗寇的思維……做了希望小學，我不敢說，說了媒體會罵我，投資華夏銀行賺錢，也是我的錯，找不出其他的毛病，就說我投機。”

不過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和產業結構的變遷，連同中國內地的企業家，他們與歐美的變遷和歐美富豪的財富觀、管理理念、社會責任感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中國仍在城市化的程序當中，產業的集中點在房地產，而歐美國家已經進入後城市化時代了；在歐美國家，個人英雄創業的年代已經過去，品牌時代深入人心，而中國企業和大眾對品牌重要性的整體認知度較低……

十年間中國富豪做慈善雖有長足的進展，比如餘彭年、黃如論等慈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