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第44部分 (第1/4頁)

千，大多數有關“救國大計”。

在一月間和二月初，蔣介石請了“病假”。他帶著張學良隱居到家鄉浙江省奉化附近的老家去。他的第一次辭呈遭拒，他又提一次。與此同時，表面上他卸了官職，實際上卻完全掌握西北問題的解決大權，完全控制當時與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將領進行的談判。受到“貶黜”的張學良隨侍在側，實際上是他的階下囚。在南京，蔣介石的部下忙著蒐集情況以供他估計西安事變所造成的擁護他和反對他的力量的新對比，重新估計他的擁護者的實力，把忠於他的人同那些準備在西安炸死他的投機分子區別開來。西安事變真如蔣夫人所說，“因禍得福”。而且不止在一個方面。

四

“針鋒相對”（下）

二月十日，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向南京的國民黨政府和國民黨中執會三次全會發了一個歷史性的電報①，向政府祝賀和平解決西安事件和“即將和平統一”全國。它向中執會全會提出在政策方面作四項重大修改：停止內戰；保證言論、出版、集會自由和釋放政治犯；制訂全國抵抗日本侵略計劃；恢復實行孫中山遺囑中的“三大原則”。

如果不論在形式上或實質上，這些建議得到採納，共產黨為了“加速全國統一和抗日”，準備停止一切推翻政府的嘗試，採納下列政策：（一）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隸屬軍事委員會指揮；（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邊區政府”；（三）在蘇區內實行“完全民主的”政體；（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集中人民力量用在救國——即抗日——的任務上。

但是全會在二月十五日召開時沒有正式理會這封匪電。還有更加重要的事情需要處理。蔣介石在他第一次發言中再一次重述了他在西安被扣的整個過程，（對他來說）感情激動。他有聲有色地敘述他拒絕書面保證履行叛軍要求。他也談到叛軍怎麼轉變過來同意他的觀點，看到他被抄去的日記中愛國感情的流露而感動得下淚。在說了這一切以後，他最後才十分不經意和輕蔑地把叛軍的八點要求向全會提出。全會重申對總司令的完全信任，拒絕了他的第三次辭呈，譴責了張學良，也同樣不經意和輕蔑地拒絕了這八點荒唐的要求。

但是且慢，好戲還在後頭。與此同時，中央執行委員會卻有條不紊地根據自己的安排採取了一些措施。最有意義的也許是在領導集團中地位僅次於蔣介石的汪精衛的開幕詞。自從反共戰爭以來這位汪同志第一次發言中沒有說到“安內”（即剿共）是全國頭等大事，沒有重複他的名言“抗戰必先統一”。他說，現在全國“首要問題”是“收復失土”。此外，全會還真的透過決議要先收復冀東和察北，取消“自治性”的冀察委員會。當然，這並不是說南京要同日本開戰。它的意義僅僅是，日本如繼續對中國進行軍事侵略將會遭到南京方面的武裝抵抗。但是這已是向前躍進了一大步。

接著，中執會又在行政院長的建議下，決定在十一月十二日召開長期拖延未開的“國民大會”，在中國實行“民主”。這次是決定要召開了，不再進行拖延。更重要的是，常會受權修改國大組織法，增加“各界”的代表名額。總司令——又是透過汪精衛——宣佈全國的第二個大問題是加速實現民主。

最後，在全會的最後一天，蔣介石發了言，保證除了賣國賊以外給大家更大的言論自由，而且他沒有提到“文匪”——這還是大家第一次聽到總司令要維護新聞自由。他並且答應“釋放悔改的政治犯”。另外不聲不響地向報界發了一道命令，不再用“赤匪”和“共匪”的字樣。少數監獄開始放出一些不太重要的受害者。

然後，好象事後才想到的一樣，在這次有歷史意義的全會的最後一天，即二月二十一日，發表了一個長篇宣言，表面上是為了要譴責共產黨。宣言概述了十年燒殺破壞的罪行史。這當然是國民黨對這十年的觀點。宣言問道，這些人曾經是體面的公民，甚至是德行操守無懈可擊的國民黨的盟友，怎麼會墮落至此？要同匪徒、小偷、兇手“和解”是根本談不上的，這一點豈不明顯？但是結果是，這一切空話實際上不過是為宣言末尾提出的和平條件作準備，這使得那些仍舊不惜一切代價反對和平的保守派感到極為反感。

這些建議是什麼？全會向共產黨提供了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不過有四個條件：（一）取消紅軍，改編為國軍；（二）解散“蘇維埃共和國”；（三）共產黨停止與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唱反調的宣傳；（四）放棄階級鬥爭。這樣，雖然是用“投降”而不是用“合作”的字眼，國民黨接受了共產黨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