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行漫記 作者:斯諾

第43部分 (第1/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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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基本上就是根據這一論述，甚至在蔣介石被俘以前，共產黨人就向國民黨提出了統一戰線的建議。在危機期間，他們始終堅持他們的“路線”，這種堅定性令人驚訝，而且他們的冷靜客觀態度在中國的極度個人化的政治中是罕見的。儘管客觀情況顯然向他們提供了許多引誘，他們還是表現出黨的紀律，凡是公正的觀察家，一定會有很深刻的印象。從一開始，他們就看到了，西安事變對他們的中心意義是有了表示他們提出統一戰線綱領具有誠意的機會。他們同逮捕蔣介石沒有關係，他們同全國一樣感到意外。但是他們對於逮捕的結局卻起了不少作用。

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在聽到事變的訊息後，立即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支援八點綱領和參加聯合抗日軍事委員會。不久以後他們就發表通電，③表示相信“西安領袖此次行動出諸愛國熱誠，希望迅速制訂立即抗日的國策。”通電強烈譴責何應欽的討伐，宣稱“如發動內戰，全國就會陷入大亂，日本強盜就會利用這個機會侵略我國，亡國奴的命運難逃。”為了要爭取和平解決，共產黨要求在不打仗的基礎上開始談判和召開各黨派和平會議，討論全國聯合抗日的綱領。該電明確表明了張少帥請到西安去的共方代表要遵循的政策——在整個事變期間他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他們為他在政治上出主意。

共產黨代表團團長周恩來一到以後就去見了蔣介石。④不難想象這次會見對總司令產生了什麼效果。蔣介石當時身體猶弱，驚魂未定，據說見到周恩來——他原來的政治副手，曾經懸賞八萬元要他首級——進了房間向他友好地打招呼，嚇得臉色發白。他一定以為紅軍已經進了西安，要把他帶了去當俘虜了。這樣一種恐懼也使蔣介石夫人的標緻的腦袋不安過一陣子，因為她說，她“覺得目標＇如果蔣介石被帶出西安＇一定在紅軍戰線後面的某個地方。”

但是周恩來和張少帥兩人都馬上解除總司令的疑懼，他們兩人都承認他是總司令，坐下來向他解釋共產黨對民族危機的態度。蔣介石開始時沉默不語，態度僵硬冷淡，後來聽著——這是他十年反共戰爭中第一次——共產黨的觀點，態度才慢慢地緩和下來。在十二月十七日到二十五日之間，蔣介石、張學良、楊虎城、共產黨舉行了頻繁的會談。現在大家都已知道，蔣介石一開始時甚至不願討論叛逆的綱領。但是由於他不再受到親信的包圍，由於聽到南京正在進行種種陰謀的訊息，由於他對大規模內戰的後果越來越擔心，他不但開始比較相信當前俘虜他的人，而且也開始比較相信共產黨人是真心反對內戰，願意在他本人的領導下協助和平統一全國，只要他提出一項積極武裝抗日的政策。在這幾次會談中，也很可能討論了最後成為南京和蘇區休戰基礎的四點原則。

蔣介石在他自己的日記裡自然沒有記下這些討論的詳細情況，因為他的立場是——而且也不得不是如此——他從來沒有為後來實現的和平進行過“討價還價”。只能夠“服從政府”。在張學良等人把他們的會談經過的記錄公佈之前——鑑於目前的政治形勢，這在相當一段時期裡大概是不可能的了——這兩個星期會談的全部內容是無法弄清楚的。但是根據現有的材料，可以把十二日以後的事件的輪廓重述如下：

十二月十四日端納先生的到達西安，是在朝向協議方面取得進展的第一步。這個澳大利亞人是總司令的“外國朋友”，他的非正式顧問，以前也為張學良擔任過類似的角色。張少帥為什麼邀請端納而不邀請別人來親眼看一看，向世人“保證他＇蔣＇的安全和舒適？”其中原因，對從側面瞭解中國人的心理，頗有幫助。張學良知道，任何一箇中國人在這樣一場危機中擔負這樣的使命，他說的話是沒有人會相信的，這南京也知道。但是如果是個外國人，由於是個“外人”，就可信了！

①總司令和蔣介石夫人合著的《西安事變》（一九三七年上海）。②在保安接見斯諾時的談話。著重體是斯諾用的。③《召開和平會議的建議》，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保安。④蔣介石自己的記載中沒有提到同周恩來的談話。

三

蔣、張和共產黨（下）

端納於十五日回洛陽，打電話向南京提出報告。蔣介石還活著，受到很好的待遇。他還傳出話來說，蔣介石派了蔣鼎文將軍（他的被俘幕僚之一）帶了一封親筆信給南京的軍政部和政府。這個訊息大大加強了蔣夫人對付主戰派的力量，因為她現在不僅有具體證據，證明她的丈夫還活著，而且有（除了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象端納所說的那樣